公元1798年，拿破仑率领远征军开始对埃及大举进攻。远征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西奈半岛，远征军包围了一座名叫沙姆沙伊赫的小城。小城居民纷纷拿起大刀、长矛，站在小城城墙上，他们同仇敌忾，要与来犯之敌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与小城共存亡。 拿破仑横刀策马率军来到城下，他正要命令士兵进攻，忽然，他发现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群妇女和儿童，有的怀里还抱着婴儿，面对他率领的20万大军，他们毫不胆怯，怒目而视，准备迎战来犯之敌。 拿破仑知道，此吋此刻，他只要将手中的战刀一挥，他率领的千军万马将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易夺取小城，为远征军扫清前进中的障碍。 这时，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拿破仑缓缓放下战刀，命令部队后撤，绕过小城，另取道前进。 手下的大将非常不解，这么好的攻城机会，怎么放弃了？要知道，如果另取道进发，遇到联军阻击，部队将会造成很大的伤亡，甚至会惨遭失败。 面对将士们不解的神色，拿破仑喃喃地说道，守卫小城的都是一些妇女和儿童，他们是弱者。向弱者低头，才是真正的士兵。 说罢，拿破仑跳下战马，向守城的妇女和儿童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你们胜利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看着撤退的拿破仑士兵，守城的妇女和儿童高声欢呼着胜利，那胜利的欢呼声传出很远、很远……

东汉光武帝时，董宣为洛阳令。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大白天杀了人，躲在公主府中，官吏无法逮捕他。一日，湖阳公主外出，那仆人陪乘在侧。董宣便候在路旁，等公主的车驾一到，就用力拦住，面斥公主过失，并将那个仆人就地处决。公主回去后，就哭告光武帝，光武帝为了让姐姐出气，召来董宣让他磕头谢罪。谁知，面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和怒气冲冲的公主，董宣坚决不从。光武帝下令将他按倒，可他两手撑着地面，硬挺着脖子，死也不低头。光武帝无奈，也被其耿直所感，只得作罢。此后，董宣获得了一个“强项令”的雅号。强项，硬脖子也。

谢甫琴科是俄国著名诗人。有一次沙皇召见他，其他人都弯腰鞠躬，唯有他凛然站立不动。沙皇大怒，责问他。他毫不畏惧地回答：“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在你面前深深弯腰，那么你怎能看清我呢？”谢甫琴科能面对位高权重的沙皇不卑不亢，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全国美协理事会上，一位领导在发言中强调“艺术应该服从政治需要”。吴冠中当即站起来反驳：“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艺术永远上不去。”会议结束后，报纸上出现大量批判文章。吴冠中平静地说道：“艺术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尊严，如果依附政治，艺术就不会有生命力……”吴冠中的一个学生曾为当时一些知名画家筹办了一次画展。画展非常成功，但吴冠中却在展后对学生提出了批评：“我十分感谢你的工作，但有些地方我看不惯。比如在介绍来宾的时候，你先介绍各级官员，然后才介绍到会的艺术家。”官员都坐在前排，艺术家都坐在后排。这尽管是形式问题，却暴露了官本位思想。“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坚持独立的人格，别自弃、自贬！”吴冠中经常花两元钱在楼下找个蹲摊的剃头师傅理发。一次，一个同事开玩笑地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冠中扭过头笑道：“剃头师傅也是‘行为艺术’，我们是纸上谈兵，而他们是在我们头上施展才艺呢。”

陈寅恪被知识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刘节是他的得意弟子。刘节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了上级，陈寅恪成了批斗对象，没有人再敢同陈寅恪接触了，刘节却对老师一如既往，依旧十分尊重，过年过节时还去行拜见的大礼。 1954年刘节也遭受批判，有人向他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便可过关。他却坚持不转向，愤而辞去了历史系主任。“文革”中，刘节自己遭受的苦难已无以复加，还把陈寅恪将要受的苦难揽到自己头上。1968年农历春节前，双目失明、年近八十的陈寅恪卧病在床，红卫兵要把他抬去批斗，陈的妻子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时，刘节挺身而出，主动代替老师去接受批斗。罚跪、辱骂、殴打告一段落，勒令他“自己批判自己”时，他说：“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 在那人人难以自保的年月，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不少人走上了断绝家庭关系甚至脱离父母关系之路。刘节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像多数人那样，与批斗对象划清界限，反而还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斗，虽非空前绝后之举，“文革”中也是仅此一例。在遭受非人待遇的年月，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绝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他还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