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瓦尔对委内瑞拉的教育极为关注。早在1819年2月，他便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指出：“道德和教育是一个共和国的基础。”5年之后他又说：“如果一个民族的教育原则是聪明的、有道德的和勇武的，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是聪明的、有道德的和勇武的。”他还说：“我们的医生和律师很多，但优秀的机械师和农艺师却不足，而这些人对于国家今后的繁荣和幸福是很需要的。”1827年，玻利瓦尔应一批教育工作者之邀来到加拉加斯，他颁布了新的大学章程，目的是使大学实现现代化并面向未来。玻利瓦尔的教育思想对委内瑞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2001年6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新的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后的西湖将坚持“六个不”，其中就包括“还湖于民”目标不改变；门票不涨价，就是对因文物保护需限制客流量的灵隐寺、岳庙、六和塔等景点，承诺门票不涨价。杭州市政府这么做是有原因的。西湖从2003年起对环湖公园景点开始实行免费开放，杭州市审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西湖自2003年开始实行免费以来，景区每年因此直接减少门票收人2530万元，但公园免费带动了景区商业网点经营价值的提升，通过拍卖、出租或承包景区商业网点经营权等市场化手段，不仅抵补了损失的门票收入，而且免费开放使景区管理部门增收逾亿元，带动了杭州旅游产业新增经济效益上百亿元。杭州市对申遗成功后的西湖部分景点门票不涨价，实际上是拿芝麻换得了西瓜。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 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他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

2014年12月16日，一名男性游客在昆明趁投喂面包时猎杀了一只红嘴鸥。两个月后，他在老家哈尔滨被昆明森林警察抓获。跨越大半个中国抓人，警方的执着是不是比当事人伤鸟的行为更让人吃惊？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了？说它小，因为死的毕竟只是一只鸟，似乎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说它大，是因为为了开出这张5000元的罚单，警方不远万里追凶，从南国的昆明一直追到北国的哈尔滨，耗掉的车马费伙食费都不止这个数。小题大作是为了避免以后大题的养成。这只鸟没能得到拯救，但更多的野生动物从此安全了；而警方的执法态度，社会效果却是颇丰的。

印第安人射的箭，很多都是自己制造的。箭杆的长短与材料、羽毛的轻重、羽毛离箭头的位置、箭头的重量与材料等等，都大有讲究，足够空气动力学家研究半辈子。有一次，一位牧师得了个机会问一位有经验的印第安射手的造箭心得。这位射手说，其实只要把箭杆削直了，其他的马虎一点都没有关系。如果箭杆不直，其他方面你就是做得完美无缺，也很难一矢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