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加德纳医生曾经是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行医的数年中，他一直竭力反对把实情告诉各种绝症患者。因为他认为，在全美死于绝症的病人中，有80%的病人是被吓死的，其余的才是真正病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个死囚躺在床上，告诉他即将被执行死刑，然后用木片在他的手腕上划了一下。紧接着，他把预先准备好的水龙开，让它向死囚床下的容器流水。当水流由快到慢到最后停止时，那个死囚也昏死了过去。但是事实上，他的手腕完好无损。 比起生理的伤害，心理因素有时更能影响一个人的健康。

在“马歇尔计划”刚开始制订的时候，美国人基本上支持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促使欧洲复兴的计划。然而马歇尔本人却很担心，锱铢必较的国会是否会同意拿出那么多钱去支援欧洲。有一天，马歇尔接到通知，国会拨款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研讨马歇尔的欧洲重建计划。为了使马歇尔计划能顺利被批准，国务院两位专家一起干了一个通宵又一个整天，起草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发言稿。他们搜集了全部事实，提出了一切必需的要求，并列举了令人信服的理由，配之以大量具有权威性的具体细节作为论据，说明这一计划可使欧洲免于浩劫，同时又对美国有利。然后他们兴冲冲地带着自己的苦干成果回到马歇尔处，把他们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交给了他。马歇尔看了一遍，半晌沉吟不语，最后他往椅背上一靠，说：“我不想用这个稿子发言。”助手们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稿子不符合马歇尔的要求。马歇尔似乎看透了他们的心思，说：“别误会，我看讲稿写得很好。可是，你们想，听证会想要听的是什么？他们想听的是我马歇尔将军对这个计划的看法，而不是你们两位的看法。要是我去那里念这篇发言稿，他们会明白是你们写的？我看不带讲稿去更好些，大家以为我会先发表一篇声明，我就说，先生们，你们要我出席听证会，现在我准备回答你们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向我提问，不管到时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都要用心阅读这篇发言稿。这样才好用你们准备的各种理由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才会使他们满意，因为委员会真正想知道的，是我本人是否了解这个计划。”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马歇尔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计划最终获得拨款委员会的支持，从而也就有了“财神爷”的保证。我们与他人进行沟通，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还要考虑对方可能出现的心理变化，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将沟通进行到底。这样，何愁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呢？基于对方需求的沟通，才是有效的沟通。

著名影星索菲亚·罗兰向导演德昔加泣诉她的珠宝失窃。他开导说：“索菲亚，听着，我年纪比你大得多，我懂得人生一个真理，那就是——千万不要为不能为你哭泣的任何东西哭泣。”

有一次，萧伯纳在街上行走，被一个冒失鬼骑车撞倒在地，幸好没有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抱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地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

美国摄影师大卫·克里特别出心裁地创作出一组摄影作品。他在繁华的街头进行了惊奇摄影小测验，他想看看街上行人面对麻烦会是一种什么表情。他躲在暗处，让他的助手出场，然后悄悄地拍摄出种种场面来。大卫·克里特还让助手拿着相机故意挡住行人拍照，让女助手一路奔跑故意拥抱错人，让助手请路人帮忙推车，让助手拍人肩膀故意认错人……大卫惊讶地发现，这街头即兴表演，甚至带有恶作剧的成分，路人脸上的表情常常是惊讶，随即会心一笑，从没人表现出厌恶、发火，甚至是恶语相向。大卫在摄影作品下的文字中深情地说道，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不如意的事情，看你是什么表情，就能窥探到你的内心世界，你是什么表情，生活就是一种什么表情。始终拥有一种从容、淡定的笑脸，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更是一种内心强大和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