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世界上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并配合有其他的信息公开制度，这使得瑞典官员就像“接受着阳光的监督”。既然法律赋予了瑞典公众及媒体如此大的权利，瑞典人也是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不仅政府更迭、新官上任要被媒体或公众查个“底掉”，就是在职官员，如果被目击甚至被怀疑有什么不当行为，也有可能要接受公开调查。例如在1995年10月，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盒巧克力，就被一个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有根有据地指责萨林“挪用公款”，迫使这位前程看好的年轻副首相引咎辞职。此外在2006年，瑞典首相新提名的几位大臣，因先后被邻居、家电销售商、记者等举报有偷漏雇主税、不缴纳电视费等行为，而先后递交辞呈。

香港特区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非常详细，开支甚至详细到坐椅。为让市民能充分了解财政预算案，香港政府出尽各种招数：派传单、建网站，上电视、接热线，全方位披露财政预算案内容。一张坐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的层面，才构筑起一个庞大的财政正义。这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刀刃上”的实际表现。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责任政府的分内工作。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

张冠生先生在《曾国藩的手段》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曾国藩手下有一名青年将领，名叫李金旸，不到30岁就已经勇冠三军。有一次，李金旸战败，陷人敌人阵营中，后来逃了回来。其手下有人以此诬陷他通贼，曾国藩明辨其冤，将诬告者绳之以法。某日，李金旸谒见，称赞“中堂明见万里”，感激涕零。不料，曾国藩却突然传令：李金旸虽然不是通贼，却打了败仗，得以军法从事。李金旸旋即被绑赴东门外处斩。此事传出，“闻者无不惊骇”。这就是曾国藩，明察于秋毫之末：被诬告，还你清白；打了败仗，则必须军法从事。一码是一码，绝不徇私舞弊。仔细想来，曾国藩之所以以书生身份统领千军万马，与他的手段高超不无关系。

一天，刘邦在洛阳附近看见很多将军聚在一起发牢骚，走近他们的时候，就停止了议论，只见将军们的脸上带有埋怨的神色，看样子对刘邦挺有意见呢！刘邦找来了张良，问他出了回事，张良如实汇报说：“将军正在议论造反的事！”这句话让刘邦吃了一惊，他刚做了汉朝的皇帝，天下初定，现在居然有人出来造反，这不能不让他着急。他赶忙向张良询问底细，张良分析说：“陛下斩蛇起义，全靠这些将士们出生入死才夺取了天下。现在，陛下打败了项羽，夺得了帝位，将军们最关心的就是授予官位和分封土地。可是，陛下分封的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处分的都是和陛下有怨恨的人。现在，将军们一边盼着陛下尽快对他们进行分封，一边又担心土地有限自己得不到封赏，还有一些人害怕平时得罪过陛下，会遭到陛下的处罚。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密谋发难。要是处理得不合适，就会发生内乱。”“事到如今，该如何收拾呢？”刘邦忙问。张良不慌不忙地说：“我有一计，可以对付这个局面。陛下请告诉我，平时您最恨的而且将军们都知道的人是谁？”事已至此，刘邦只得如实相告：“我最恨的人是雍齿。此人作战勇猛，立过许多战功，在将士们中也有威望。可是他依仗着自己的功劳，说话不顾君臣之礼，几次让我在大臣面前难堪。我真想把他给杀了，以解我心头这口恶气。但想到那时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忍了。”张良拍手笑道：“这就好了，陛下马上封雍齿为侯，那些有战功而担心陛下为难他们的人，看到陛下分封了自己最恨的人，就会消除一切顾虑，再也不会造反了？”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摆下酒宴，当着大臣和将军们的面，封雍齿为什方侯，又让丞相、御史加快定功封赏的进度。在这之前还准备滋事的将军们吃过酒宴，高高兴兴地说：“现在好了，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我们就等着陛下的分封奖赏吧！”张良的这一计策，平息了这场将要发生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