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两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我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数字教科书中早就有了，大家也一直在用。”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计算，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经验。”于是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有两个公式，看起来不是最复杂，真要做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他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他却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一起做一台计算器。不久，全世界唯一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自己创新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而这个数字并非原来文献上记载的数字。李政道后来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经验，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要寻求新的突破。这件事让李政道一生受益无穷。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一艘先进的轮船沉没了，几十名船员无一生还，海况极好的海面上，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呢？最终，船上的纸条解释了一切：水手违规买了盏灯；机匠未能及时更换坏了的探头；服务生随手打开台灯；管轮为了通风打开了通风阀；电工跑去餐厅找东西吃……最终，当船长发现火灾时，一切都晚了……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能恪守职责，悲剧就能避免。可惜，每个人的小错误，加在一起，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1812年，法国人布瓦德在计算天王星的运动轨道时，发现理论计算值同观测资料发生了一系列误差。这使许多天文学家纷纷致力这个问题的研究，进而发现天王星的脱轨与一个未知的引力的存在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个未知的天体作用于天王星。1846年9月23日，柏林天文台收到来自法国巴黎的一封快信。发信人就是勒威耶。信中，勒威耶预告了一颗以往没有发现的新星：在摩羯座δ星东约50的地方，有一颗8等小星，每天退行69角秒。当夜，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摩羯座，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颗新的8等星。又过了一天，再次找到了这颗8等星，它的位置比前一天后退了70角秒。这与勒威耶预告的相差甚微。全世界都震动了。人们依照勒威耶的建议，按天文学惯例，用神话里的名字把这颗星命名为“海王星”。英国皇家天文台获知这一消息时，台长艾里深为懊悔。因为在1845年10月，曾有一个叫亚当斯的剑桥大学学生求见，他未予接待。亚当斯留下一封信给他，信中指出在摩羯座可发现一颗9等暗星。艾里没有重视这个报告。此报告中指出的也正是这颗新发现的海王星。艾里又查阅了天文台的观测记录，更为感慨的是，这颗海王星曾两次被他们记录下来，只不过当时他们以为是一颗恒星，把它放过了。勒威耶，1811年3月11日生于法国诺曼底的圣诺镇，他的父亲曾经为使他能去巴黎求学而卖掉房产。28岁时他开始发表大量天文学论文。亚当斯，1819年6月5日生于英国康沃尔州的拉涅斯特区，出身佃农家庭。这两位海王星的发现者于1848年在伦敦会面。

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颁给了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导致人类罹患胃炎、胃溃疡和十二各种肠溃疡的真正元凶——幽门螺杆菌。这是对他们的科学献身精神的补偿和对他们的科研成果的肯定。为了获得这种细菌致病的证据，马歇尔和一位名叫莫里斯的医生，甚至自愿进行人体试验。他们在服食培养的细菌后，都患上了胃炎。虽然马歇尔很快就痊愈，但莫里斯则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治好。接下来，沃伦和马歇尔又用内窥镜对100例肠胃病病人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所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人胃内都有这种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