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巴尔扎克一生共完成了九十本长篇小说，平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每天深夜十二点时，仆人就会叫醒他，他穿上白色修道服，立刻奋笔疾书。一般他会连续写五六个钟头，直到累到极点才会离桌休息。

1950年，年近九旬的齐白石应《人民画报》之约，画一植《和平鸽》，却又迟迟不动笔。关门弟子娄师白问老师是何故，齐白石说：“我以往只画过斑鸠，没画过鸽子，也没有养过鸽子，不好下笔啊！”于是，为了能把鸽子画好，他让小儿子良末饲养了许多鸽子，对鸽子进行细致的研究。他还到养有鸽子的弟子家观看鸽子，记清楚了鸽子的尾巴有十二根羽毛。他请来好养鸽子的梅兰芳，了解鸽子的习性；他亲手放飞鸽子，观察鸽子飞翔时的姿态，他更认真揣摩了毕加索画的鸽子，说：“他画鸽子飞时，能画出翅膀的振动，而我画鸽子飞时，要在翅膀不振动里看出振动来。”最终，他圆满地为《人民画报》完成了一幅《和平鸽》，作为1952年10月刊的封面，这也成为齐白石一生中一幅以动物为主体的上乘之作。白石老人绘画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生不搞妄作，没见过的东西，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东西，他不画。

在祖冲之那个时代，算盘还未出现，人们普遍使用的计算工具叫算筹，它是一根根几寸长的方形或扁形的小棍子，有竹、木、铁、玉等各种材料制成。通过对算筹的不同摆法，来表示各种数目，叫做筹算法。如果计算数字的位数越多，所需要摆放的面积就越大。用算筹来计算不象用笔，笔算可以留在纸上，而筹算每计算完一次就得重新摆动以进行新的计算；只能用笔记下计算结果，而无法得到较为直观的图形与算式。因此只要一有差错，比如算筹被碰偏了或者计算中出现了错误，就只能从头开始。祖冲之为求得圆周率的精准数值，就需要对九位有效数字的小数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等十多个步骤的计算，而每个步骤都要反复进行十几次，开方运算有50次，最后计算出的数字达到小数点后十六、七位。

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为人谦和，天性恬淡。几年前，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一向深居简出的杨先生亲自参加仪式并宣布将他们夫妇所获稿酬悉数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是在那个仪式上，当主持人介绍钱钟书先生的生平，提到他曾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时，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道：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许是主持人的疏忽，抑或是有意褒扬。但其丈夫，一个著名作家的学位光环，就这样被杨绛坦然而认真地抹去了。

鲁迅先生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杨杏佛烈士的追悼会前，曾接到装着子弹的恐吓信，大家都劝先生不要去参加了，但先生义无反顾，执意要去。临行前他并无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顺手把房门钥匙扔了，先生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就体现在这个小小的细节上了。

华人传奇人物王永庆，15岁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在中国台湾南部一家米店当小工。除了完成送米工作外，他悄悄观察老板怎样经营，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因为他总想：假如我也能有一家米店……第二年，王永庆请父亲帮他借了200元台币，以此做本钱，在自己家乡嘉义开了家小米店。开始经营时困难重重，因为附近的居民都有固定供应米的米店。王永庆只好一家家登门送货，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几家住户同意用他的米。他知道，如果服务质量比不上别人，自己的米店就要关门。于是，他特别在“勤”字上下工夫，甚至于趴在地上把米中的杂物一粒粒拣干净。为了多争取一个用户，他宁愿深夜冒雨把米送到用户家中。他的服务态度很快赢得了众多客户，业务逐渐开展起来了。不久，王永庆又开设了一个小碾米厂。由于他处处留心，经营水平日渐高超，再加上他勤快能干，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克勤克俭，业务范围逐渐拓宽。此后，又开办了一家制砖厂。王永庆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懂得“一勤天下无难事”的道理。王永庆有一次在美国华盛顿企业学院演讲时，谈到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他说：“先天环境的好坏，并不十分重要，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之努力。”

别涅迪克博士是法国一家化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以认真仔细而著称。一天，在实验室里，他准备将一种溶液倒入烧瓶，谁知一不小心，他将烧瓶掉在了地上。糟糕！别涅迪克博士有些懊恼。然而，烧瓶并没有破碎，他弯下腰捡起烧瓶仔细观察。这只烧瓶和其他烧瓶一样普通，以前也曾有烧瓶掉在地上，但它们无一例外全都成了碎片，为什么这只烧瓶只有几道裂痕呢？别涅迪克博士一时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就把这只烧瓶贴上标签，注明问题，保存了起来。不久后的一天，别涅迪克博士走进实验室前，他看到一份报纸上报道说市区有两辆客车相撞，车上的多数乘客都被客车的挡风玻璃的碎片划伤，司机还被一块玻璃碎片刺穿面部进入口腔。别涅迪克博士一下子想到了那只裂而不碎的烧瓶。他走进实验室拿过那只烧瓶，发现那只烧瓶的瓶壁上有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膜。别涅迪克博士用刀片小心地取下一点儿进行化验，结果表明，这只烧瓶曾装过一种叫硝酸纤维的化学溶液，那层薄薄的膜就是这种溶液蒸发后残留下来形成的，遇空气后产生了反应，从而牢牢地粘在瓶壁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无色透明，所以一点儿也不影响视觉。别涅迪克博士由此想到：如果将这种溶液用于汽车玻璃的生产中，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乘客的生命安全系数不就比现在更有保障了吗？因为这个小小的发现，别涅迪克博士荣登20世纪法国科学界突出贡献奖的榜首，他的细心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经过多年观察分析发现，标点符号能反映人的性格。喜欢用句号的人做事果断、利落；喜欢用逗号的人多是和平主义者，且乐于助人；喜欢用问号的人往往想得太多；喜欢用省略号的人缺乏决断力，爱随大流；喜欢用感叹号的人性格较为张扬。

27岁的加加林，为何能从20多名宇航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太空第一人？据说，在确定人选前的一个星期，航天飞船的主设计师罗廖夫发现，在进入飞船前，只有加加林一个人脱下鞋子，只穿袜子进入座舱。这个细小的举动一下子赢得了罗廖夫的好感：这个27岁的青年既懂规矩，又如此珍爱他为之倾注心血的飞船！于是，他决定让加加林执行人类首次太空飞行任务。加加林通过一个不经意的细节，表现了他珍爱他人劳动成果的修养和素质。可以说，优秀的自身修养，彻底改变了加加林的一生！

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画。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

鲁迅在翻译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时，看到这样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雕刻。”但是鲁迅没有见过这个雕刻，搞不清出浴者的情态、位置。鲁迅先生一贯严谨认真，绝不马虎，于是他停下手中的笔，查找各种工具书。他听说日本有一部《美术百科全书》中有这幅雕刻的图片，他设法买来，但仍然一无所获。后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把那个雕刻找到了，在仔细研究雕刻的造型后，他才写下注释。

2010年10月1日，卡尔洛斯因心肌梗死去世，声名显赫的《华盛顿邮报》居然在头版刊登了他的讣闻，这是极重要的名人才能享有的待遇。以卖卷饼为生的卡尔洛斯肯定不算什么成功人士。1981年，卡尔洛斯的祖国萨尔瓦多发生内战，无奈之下，17岁的他来到美国。最初，卡尔洛斯给别人刷油漆、打小工。1990年开始，他在华盛顿卖热狗，后来改卖有家乡特色的卷饼。卡尔洛斯做生意有两个绝招：一是细心，二是真诚。卷饼摊有好几百位常客，他能记住每一位客人喜欢吃什么口味。他还主动跟顾客聊天，并发自内心地说“希望你今天心情偷快”。慢慢地，卡尔洛斯的卷饼摊成为当地的一个标志和一些上班族心中不可缺少的圣地。许多顾客出差去外地，总不忘给他寄一张明信片，地址直接写“华盛顿17街和K街路口的卡尔洛斯卷饼摊”，卡尔洛斯就能收到。2010年10月1日，正当盛年的卡尔洛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消息传出，很多人都非常悲痛。10月5日，上百人参加了卡乐洛斯的追思会，很难想象，他们和卡尔洛斯的唯一联系仅仅是那个热气腾腾的卷饼摊。10月6日，卡尔洛斯的妻子率子女来到17街与K街的路口，与他生前的工作之地作最后的告别。数百人也闻讯赶过来，向他的遗像献花致哀。这些人当中有议员和律师，也有实习生和流浪者……

工艺上的小差异，往往会显示出民族素质上的大差异。在比较中日两个民族的认真精神时，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曾说：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桌子六次，日本人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每天都会坚持擦六次；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做，那么他第一天可能擦六次，第二天可能擦六遍，但到了第三天，可能就会擦五次、四次、三次。到后来，就不了了之。有鉴于此，他表示，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不得不承认，日本民族在严谨方面，绝对是我们的榜样。

1975年6月，一位老太太走进美国丹佛大学，她要去该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约瑟夫·科贝尔的人。由于是第一次来这儿，因此走进校园，她不得不到处打听，问研究生院在什么地方。她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热情地为她指路，有的甚至还给她画出路线图。可是，由于丹佛大学是依山而建，校园里的路异常复杂，她绕了半天也没找到科贝尔。就在她站在一个路口，不知该向哪儿拐的时候，一群女学生走过来，于是她拿出别人给她画的那张图。当她们知道她的意思后，其中的一位黑人女孩说，我带你去吧！在女孩的带领下，老太太很快找到了科贝尔。在女孩准备返回时，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她们相互知道了各自的身份：黑人女孩，英国文学系学生，读大学三年级；老太太，波兰大使夫人；科贝尔，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者，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黑人女孩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有人正在门口散发宣传单，是关于“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约瑟夫·科贝尔。此人正是她刚才带老太太寻找的那个人。她想，既然认识了，何不去捧捧场呢？在大教室，科贝尔先生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坐在第一排，对科贝尔的演讲好像充满浓厚的兴趣。中午吃饭时，科贝尔先生特意邀请了她。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聪明、果敢，对问题总有独到的看法。也就是在此时，科贝尔动员她，毕业后报考他的政治学研究生。从此，这个黑人女孩便成了“被上帝垂青的人”。1974年，年仅19岁的她考入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26岁，她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0年，46岁的她成为小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2005年，出任国务卿，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这个人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那位老太太寻找的科贝尔先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赖斯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有人说是因为她有能力，有人说是她运气好。不过，有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上：一些人之所以能交上好运，多数是由于具有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

一次，李比希在一个工厂看到工人们正在大铁锅中用力搅拌，几个工人轮流操作，人人累得满头大汗。问其原因，工人回答：“这种染料叫‘柏林蓝’，是一种绘画颜料。搅拌的声音越大，‘柏林蓝’的质量就越好。”李比希觉很有趣，便开始思索其原因：搅拌声与颜料质量有什么关系？染料总不会爱听音乐吧！那么，一定是摩擦在起作用，一定是铁棒磨蹭铁锅，有铁屑落入溶液，才使“柏林蓝”产生了变化。李比希想通后，写信告诉那家工厂，让他们在溶液中加入含铁的化合物。 工厂照做了，果然生产出了质量更好的“柏林蓝”。 细心观察，用心思考，做生活的有心人，也许你就会做出出色的发明。

罗曼·罗兰当学生的时候，曾给大文豪托尔斯泰写过一封求教的信，等了3个月没见回信，就以为托尔斯泰没把他当回事。当他心灰意冷时，托尔斯泰的回信来了。原来，为了用法文直接回信，托尔斯泰一边自学法语—边查字典，花去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罗曼·罗兰的人生观，他下定决心：自己以后有了成绩，一定要像托尔斯泰一样为人处世。 为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晚辈，一代文豪托尔斯泰居然沉下心，耗时3个月，用不熟悉的法语回一封信，其认真态度令人慨叹。

马克思为了把最好的研究成果献给工人阶级，他总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反复推敲、修改自己的作品。他曾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曾多次修改手稿。拉法格曾回忆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做法。”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其余各卷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经典巨著，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被晏婴识破了。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当前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当下“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1990年4月25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把耗资巨大、世人瞩目的哈勃空间望远镜送入太空，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揭开了新的一页。它以当代美国天文学家哈勃的名字命名，从1979年蓝图设计到1990年投入观测，历时十余年，耗资15亿美元。若按重量计算，平均每克造价接近130美元，远比纯金更贵。天文学家期望着凭借哈勃望远镜那锐利无比的“神眼"，去洞察宇宙深层的奥秘，开辟天文观测的黄金时代。但是上天之后，人们却发现其成像质量与预期效果存在很大差距。按设计能力，在可见光波段，被观测的点源60%以上星光应能聚落在0.1角秒的小圆域内，而实际结果只有15%的光线落入其中。研究发现望远镜的主镜边缘处比设计尺寸多磨去了2微米（约有头发丝的1%细），这个人为差错降低了观测图像的分辨率，观测距离降低了近100亿光年，捕捉遥远天体信息的能力降低了将近20倍。受其影响，许多原定的重要观测也将无法进行。为了修正这个误差，1993年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运载专业人员，对哈勃进行了第一次“会诊”，增加了一个校正镜，矫正偏差，相当于戴眼镜，同时加装了一些新的设备，总共花费了7亿美元。维修后，哈勃的性能大大加强，照片也更加清晰，但是由于主镜无法更换，哈勃的眼病始终无法根除。

有一天，学生会召开会议，康岫岩校长应邀出席。会议结束之后，她喊住了学生会主席。她问那个男生：“知道为什么留下你吗？”男生惶惑地摇头。康校长严肃地说：“孩子，刚才我坐在你旁边，我观察到你有个不自觉的小动作——抖腿。显然，你不是因为紧张而发颤，而是下意识地在抖腿。你知道吗？这个小动作非常不雅，非常有损你的风度。所以，我提醒你从今天起要努力改掉这毛病。” 真教育，是不放过花叶上针尖大的虫眼。因为热爱春天，所以热衷提醒。真教育的使命，乃是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