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之人，却往往落得一无所得的境地。一个渔夫捞到一颗硕大的珍珠，但他发现，珍珠上有一个小黑点。渔夫觉得，如果能将小黑点去掉，珍珠将变得完美无缺，成为无价之宝。渔夫怀揣着发大财的美梦，开始去除黑点。剥掉一层，黑点仍在，再剥掉一层，黑点还在，剥到最后，黑点没了，珍珠也不复存在了。那最后，渔夫才感慨到：要是我不那么贪心就好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工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我家租房收多少钱我都心里有数，那些钱够我吃三辈子了，为什么还要上学？我只要会收房租就行了。”这席话近日在各大媒体上异常火。说这话的是北京一名初中学生，父母拥有14套房子，其中12套出租。在北京有这么多房，足够让一家人不愁吃穿。为此，孩子闹着要辍学。家长因此到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寻求专家的帮助。

成龙曾说“自己怕死”，原话是这样的：“我停车到天桥底下，我就开过去，我怕天桥掉下来。不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拍电影，我什么都敢；电影以外，你让我蹦极，或者是过山车，我不会去做，我不会做无畏的牺牲，我要牺牲就要有价值”。另外，成龙很怕打针，这是真的哦！ 让我们来看看成龙在戏中是如何“不怕死”的吧。成龙的戏以特技、武打而闻名，与其他演员不同的是，成龙拍特技很少用替身（其实还是有替身的）。 一次，在拍一段跳楼的特技时，本来设计好从教堂的十字架上跳下去，跌到一个救生篷中，有一个缓冲，不至于把他摔伤。没想到实际拍摄时，救生篷出了故障，成龙重重地摔到地上，鼻梁骨摔断了，并造成了脑震荡。成龙不得不住院治疗。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能康复。很多人认为成龙遭受这次打击，也许再不会去拍危险的动作片了。没想到成龙出院后，继续拍这部戏。 这次有一个镜头是，成龙从直升机上跳下来，落到一座城堡的屋顶上。这场戏实在太危险，有人认为成龙会答应用替身。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成龙仍乐观地登上直升机，一定要自己完成从到尾的拍摄。实拍开始了，成龙从空中的直升机上跳了下来，不知是风速改变的原因，还是计算过程出了差错，当成龙落下时，没有落在预定位罝，而是跌落在城堡远处的碎石堆上，当时就摔成了重伤。经医生诊断，他全身多处骨折，再次拍戏的可能性很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成龙又面带笑容地出现在了拍摄现场。

联合国2012年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以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为调査对象，综合分析比较各国人民2005—2011年的幸福程度。报告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衡量标准比较复杂，考虑了各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资源的消耗污染等各种因素，包括了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9大领域。根据报告显示，较幸福国家倾向较富裕，但收入与幸福并无必然关系，整体上中小型国家的排名比较靠前。联合国发布的2014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丹麦继续排名第一，挪威排在第二名，瑞士、荷兰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名，中国排名第9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