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0日，“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通俗小报《世界新闻报》因一系列窃听丑闻而被停刊。 调査显示，该报窃听行径不但涉及英国王室、名流，而且包括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伊战阵亡士兵家属等，被窃听的无辜民众可能多达4000人。《世界新闻报》曾是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有168年历史。窃听事件使英国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备受质疑，英国媒体成了“道德被告”。 7月19日，默多克及其儿子詹姆斯·默多克出席英国议会听证会，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接受议员质询。11月，一项独立调查启动，由英国知名资深法官布莱恩·莱韦森主持，简称“莱韦森调查”，目的是确定如何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角色”。英国媒体窃听事件中“核心受害者”的委托律师戴维·舍伯恩11月用“敲诈”、“行贿”、“诽谤”、“行为卑鄙”等字眼控诉英国媒体，使针对英国媒体伦理道德规范的调査自一启动便弥漫着十足的火药味。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美国佐治亚大学老师托马斯·斯坦利在做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之后，在《百万富翁的头脑》一书中指出：在美国，许多有钱人也是模范市民。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债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每月都会结清信用卡中的差额。他们谨小慎微，在购物之前会列出清单；会给磨蚀了的旧皮鞋加上新的鞋底；总是把钱存起来。他们中97%的人有自己的房子，愿意住老城区的好房子；只有27%的人的房子是经过建筑师为他们特别设计的。他们中92%的人已经结婚，只有2%的人离婚或独居。百万富翁的离婚率只是一般市民的1/3。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第一代富翁。他们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90%的人大学毕业，52%的人有硕士学位。他们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不是为挣钱而活着。93%的人认为与家人共度时光是他们最喜爱的事；45%的人爱打高尔夫球。他们都认为获得成功的因素是：正直、诚实、守纪律、社会关系灵活、有贤内助的支持和工作勤奋。他们之中64%的人乐善好施，为教堂和公益活动提供数目可观的捐助。没有一个百万富翁赞成博彩，但他们之中33%的人买过彩票。调查还显示，美国富翁中多数是住在俭朴的房子里，开的车也不是名牌。但是他们工作都十分努力，对投资也是自己拿主意。

2010年9月12日，北京一家体育彩票专卖店的业主为某彩民垫资购买了一张1024元的复式足球彩票，第二天他得知这张彩票中了533万元大奖，便在第一时间给购买者打了电话，并把中奖彩票交给买主。他成为又一位彩票销售“最诚信的业主”。有人因此在互联网上设计了一项调查：“假如你垫资代买的中了500万元大奖的彩票在你手里，你怎么做？”调查引来16万人次的点击，结果显示：有29.9%的人选择“通过协商协议两家对半分”，有28.1%的人选择“把500万元留给自己”，有22.1%的人选择“把500万元给对方”，还有19.9%的人没做选择。 千金难买诚信，但失去诚信，你就会失去千金。

2014年3月17日晚，歌手李代沫在北京家中因吸毒被捕。 2012年，李代沫在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凭借翻唱一首《我的歌声里》，走进大千观众的心。 不过，出道后，李代沫的舆论话题也一直不断。从翻唱版权到如今的吸毒事件，他曾经的光辉形象正在观众心中一点点黯淡。随着娱乐圈各类丑闻不时地曝出，人们对丑闻的心理底线正步步后退。李代沫被曝吸毒后，一项即时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网友对此“并不吃惊”。还有人笑言，按照以往那些犯事儿明星的“操作流程”，李代沫出来之后道个歉在台上哭一哭，人气也就回来了。社会舆论对丑闻明星的这种接纳，与其说是事不关己的漠然，不如说是“见怪不怪”的麻木。在一桩桩的“复出”背后，是道德评判的消解和规则底线的失守。 “李代沫们”的恶性示范效应是最大的毒素，它不仅是娱乐圈的负能量，更是影响无数青少年成长的隐患。他们是青少年争相效仿的偶像，在青少年价值观逐渐发展、成型的特殊阶段，明星偶像言行举止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