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位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被誉为“人间最后的乐园”。然而，全球变暖正让这个天堂岛国面临着成为“失乐园”的危机。马尔代夫现有人口38万，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由于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到2100年海平面将比现在上升18至59厘米，这足以让马尔代夫遭遇“灭顶之灾”。事实上，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中，马尔代夫一度有三分之二的国土惨遭淹没。 椰林树影、水清沙白，这是多少人梦中的马尔代夫。然而，全球变暖的“黑手”伸向这块美丽圣地，一切也许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联邦议会批准了在小田纳西河上修建一座用于发电的水库，先后投入了一亿多美元。当大坝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生物学家们发现大坝底有一种叫蜗牛鱼的珍稀鱼类，如果大坝最终建成的话，将影响这种鱼生活的环境而导致这种鱼的灭绝。于是环保组织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大坝停工并放弃修建水库的计划，但在第一次诉讼中，他们失败了。初审法院认为大坝已经接近完工，浪费纳税人一亿多美元的钱去保护一个鱼种是不明智的，拒绝判决大坝停工。环保组织又上诉到最高法院。终于，这些小鱼儿在最高法院赢得了它们的权利，依据是联邦1973年颁布的《濒危物种法案》。这些小鱼儿可以在它们的家园自由地栖息，而它们身边是那被永久废弃的价值一亿多美元的大坝。

1952年12月5日至8日，一场灾难降临英国伦敦。地处泰晤士河河谷地带的伦敦城市上空处于高压中心，一连几日无风，风速表读数为零。大雾笼罩着伦敦城，又正值城市冬季大量燃煤，排放的煤烟粉尘在无风状态下蓄积不散，烟和湿气积聚在大气层中，致使城市上空连续四五天烟雾弥漫，能见度极低。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飞机被迫取消航班，汽车即便白天行驶也须打开车灯，行人走路都极为困难，只能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行。由于大气中的污染物不断积蓄，不能扩散，许多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流泪不止。伦敦医院由于呼吸道疾病患者剧增而一时爆满，伦敦城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咳嗽声。仅仅4天时间，死亡人数达四千多人。就连当时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得奖牛展览中的350头牛也惨遭劫难。一头牛当场死亡，52头严重中毒，其中14头奄奄待毙。2个月后，又有八千多人陆续丧生。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伦敦烟雾事件”。当时持续几天的“逆温”现象，加上不断排放的烟雾，使伦敦上空大气中烟尘浓度比平时高10倍，二氧化硫的浓度是以往的6倍，整个伦敦城犹如一个令人窒息的毒气室一样。可悲的是，烟雾事件在伦敦出现并不是独此一次，相隔10年后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烟雾事件，造成1200人非正常死亡。

“虽然此行非常危险，不过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一定会活着回来。”日本独立记者后藤健二没能履行自己的诺言。2015年2月1日，这个年仅48岁的生命，终结在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刀下。后藤健二1991年从日本法政大学社会学院毕业后，在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供职。1991年，他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独立社”，从此开启了自由记者之路。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他报道战争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强调谁赢谁输，他只说普通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被迫承受战争冲突和恐惧的孩子们的故事。”《经济学家》杂志驻墨西哥分社社长亨利·特里克斯说。去年5月，后藤健二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些地方遭遇着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在那里，人们也每天生活着，那些人总有话要说，有信息要传达。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把信息传递给世界，那么就可能促成某种解决办法……如果真的那样，我也就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成功的了。”

2014年9月，长江水产研究等多家研究单位确认，2013年在葛洲坝下唯一的自然产卵场，中华鲟没有繁殖产卵。葛洲坝建成后的32年里，中华鲟野生种群不断衰减。科研人员认为，这背后是一系列的原因，如长江水体污染、经济发展对自然保护区的“割让”、船只渔网的误伤，这些都让中华鲟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不断受到挤压，日益脆弱。无度的捕杀使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急剧滑坡。20世纪70年代，长江里中华鲟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后的80年代，数量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1983年国家禁止对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只允许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捞。然而野生中华鳄数量的锐减，让科研捕捞的指标都无法完成。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2000年后，两家机构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经过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尽管新的产卵场形成，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但仍没能挽回中华鲟数量骤减的趋势。一些中华鲟在到达产卵场前，就已遭遇意外。洄游到产卵场的1600多千米的遥远路途，是通航能力不断扩张的长江黄金水道，中华鲟要躲避如织的船舶和密布的网钩，到达产卵场，谈何容易！目前，野生中华鲟繁殖群体估算只有57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