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时，有天下午，章子怡约了一个朋友来看电影，因为塞车，朋友晚到了几分钟，刚走到影厅门口，里面的灯熄灭了，虽然连片头也未开始，但朋友却被守门的工作人员拦住。朋友好说歹说哀求放其进去，但工作人员翻来翻去就是一句话：“电影已经开场，谢绝入内！”朋友只好给章子怡发短信求助，作为评委，章子怡无法脱身，就让助手去“营救”，很快助手也传回讯息“纪律严明，交涉未果。”就这样，章子怡在里面看电影，朋友只能在影厅外喝咖啡。 虽然只是个小插曲，却让章子怡心头荡漾起无限暖意，在一个尊重电影的城市，有着一部值得尊重的电影，无疑为世上最惬意的事。 戛纳电影节真正的主角不是耀眼的明星，而是电影本身。正是这种对电影尊重的最高境界，才成就了戛纳这个城市66届电影节的传奇。

有一次，林志玲所代言的浪琴表要举行记者会，由于主题是“舞伶”，所以浪琴表副总经理张正勋希望可以请林志玲表演一段舞蹈，但经纪人认为不合适，怎么也不同意。林志玲在旁听到了，等到要出场时，自己偷偷脱了鞋，光着脚上台，在原本只是要摆摆Pose的段落中，跳了一段长长的舞。让张正勋惊讶的还不止于此。2006年6月，浪琴表邀请林志玲到西安作宣传，与当地100多位经销商一起吃饭，当一桌一桌的经销商走到台上，和林志玲合照、握手时，张正勋注意到，身高174厘米又穿高跟鞋的林志玲，一定会膝盖微弯，蹲到和对方一样的高度，眼神平视地和对方握手。“她就是那样总共蹲了80多次，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艺人这么做过。”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究其成因，与王羲之信奉道教，书籍、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道教，很早就产生道教符。在抄写经书时，必须由精于书艺的经生抄写，而在书写经本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泼墨，落笔成体。王羲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

一个周末，吃过午饭后，时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金岳霖突然想起一件事：过两天他要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允许他带一名助手前往。有这么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他自然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浩。但是，当他急匆匆地赶到王浩的单身宿舍时，却发现王浩的门上挂着一个牌，上面写着：周末学习，雷打不动，请勿打扰。看到牌子，金岳霖不由得笑了。他站在门口良久，尽管心里很着急，却始终没有敲门。其他学生路过，好奇地询问金岳霖站在那里干吗。在听了金岳霖的回答后，都不解地说：“您敲下门不就得了吗？您是王浩的恩师，再说您找他也是好事呢。”金岳霖摆了摆手，笑着说：“话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要充分地尊重他人的原则。”同学们听了金岳霖的话，都暗暗地竖起了大拇指。直到傍晚，王浩出来吃饭时才看到等在门口的金岳霖，听完事情的原委后，王浩更是对金岳霖教授敬重有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当我们的原则与他人的原则相遇，甚至产生冲撞之时，要记得尊重他人的原则。这种做法彰显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更是宽容大度的节操和品德。

1829年，年轻的大仲马完成了处女作《亨利三世》并一炮而红，许多剧院都争着购买他的剧本。 半年后，大仲马又写出了一部名为《安东尼》的剧本，当天就有一家小剧院的经理找到大仲马，他先是礼貌地脱帽致敬，并以“先生”相称，对大仲马说：“仲马先生您好，很荣幸见到您，我希望能买到您的剧本，只是我的剧院非常小，所以我最多只能出80法郎，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大仲马觉得这个价格实在太低，就婉言说考虑几天。次日，当地最大一家剧院的胖老板也来到大仲马的住所，他进屋后就自顾自地抽起一支雪茄，高傲地坐到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轻慢地对大仲马说：“小子，听说你完成了一个新剧本，我愿意出1000法郎买下，你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对吗？小子，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把剧本放在我手上来了！” “可是先生，我已经决定卖给别人了。”大仲马回答说。 “难道有人出的价钱比我还高？”胖老板惊讶地问。 大仲马说：“不！他只能出80法郎，只是他一见到我就脱下帽子称我为‘先生’，而不是跷着二郎腿叫我‘小子’，我卖给他的价格虽然很低，但我却收获了尊重！” 胖老板听大仲马这样说，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剧本，就灰溜溜地走了。随后大仲马真的就把《安东尼》剧本卖给了那家小剧院，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