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4日，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蔡元培，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27岁的加加林，为何能从20多名宇航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太空第一人？据说，在确定人选前的一个星期，航天飞船的主设计师罗廖夫发现，在进入飞船前，只有加加林一个人脱下鞋子，只穿袜子进入座舱。这个细小的举动一下子赢得了罗廖夫的好感：这个27岁的青年既懂规矩，又如此珍爱他为之倾注心血的飞船！于是，他决定让加加林执行人类首次太空飞行任务。加加林通过一个不经意的细节，表现了他珍爱他人劳动成果的修养和素质。可以说，优秀的自身修养，彻底改变了加加林的一生！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知识占有上的差距，最终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力方面的差距。以以色列为例，这个国土面积不足1.6万平方千米、条件极其恶劣、资源贫瘠、人口仅700万的小国，1997年电子业总销售额达72亿美元，电子业的出口额为57亿美元。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在占有知识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该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居世界之首，平均100个劳动力中就有77个大学生，每1万人当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后一项的数目大大高于美国（80人）和日本（77人）。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有幸旁听了著名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玛格利特·米蒂的一个讲座。下课前一个听众提问：“发掘出一个原始部落的遗址后，您怎么判断这个部落是不是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了？”我猜，正确答案可能是在遗址中发现了陶罐或者鱼钩，再不就是发现了碾米的石台。但米蒂教授的回答是：“受伤后又愈合的股骨。”她接着解释说，“在一个完全野蛮的部落里，个体的生死纯粹取决于残酷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除了少数特例，多数受伤的个体都无法生存下去，更别说等到骨伤痊愈了。如果在一个部落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愈合的股骨，就说明这些原始人在受伤后得到了同伴的保护和照顾，有人跟他们分享火堆、水和食物，直到他们的骨伤愈合。”最后，米蒂教授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标志着原始人类开始懂得‘怜悯’，而‘怜悯’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2013年8月一组照片蹿红网络：法国卢浮宫水池上，几个中国人正在泡脚，旁若无人、怡然自得。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激增了8倍多。当中国人遍布五大洲，让世人感受到“硬实力”的同时，也有一种“软肋”令人堪忧：一些人文明素质的提升并不像腰包鼓得那么快，中国游客在海外的形象常被戏称为“金主”，贡献了消费却得不到尊重。认真思考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旅游者”，让提升公民素质成为“发展必修课”，这不仅关系到个人文明素养和中国海外形象，更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素养和文化软实力。

一名男子在登机时没有按照自己登机牌的座位号就坐，反而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并坚持“先来后到”的“公交占座规则”……有网友曝料称，2015年1月26日，上海虹桥机场一航班上上演了这样的一幕。记者27日从相关方面证实，事发26日上海飞往广州的FM9311航班，由于该男子行径导致航班延误近2小时方才起飞。目前，该男子已被行政拘留。“FM9311，经济舱几乎是满客。”曝料网友称，事发26日一班从虹桥机场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旅客登机时没有按照自己登机牌的座位号就坐，“而是挑选了二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但“靠窗座位的旅客不肯与其对调座位”。曝料网友续称，当时机组方面劝说了20多分钟，但“该旅客执意坚持公交车那种先来后到占座的规则”。当时周围很多旅客纷纷要该男子下飞机，“面对这种情况，航空公司决定让该旅客中断行程”。此外，曝料网友表示，男子最后被民警带下飞机，并称男子为上海某知名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因公出差去广州，“占座的理由是为了方便观看窗外的风景”。

一个周末，吃过午饭后，时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金岳霖突然想起一件事：过两天他要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允许他带一名助手前往。有这么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他自然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浩。但是，当他急匆匆地赶到王浩的单身宿舍时，却发现王浩的门上挂着一个牌，上面写着：周末学习，雷打不动，请勿打扰。看到牌子，金岳霖不由得笑了。他站在门口良久，尽管心里很着急，却始终没有敲门。其他学生路过，好奇地询问金岳霖站在那里干吗。在听了金岳霖的回答后，都不解地说：“您敲下门不就得了吗？您是王浩的恩师，再说您找他也是好事呢。”金岳霖摆了摆手，笑着说：“话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要充分地尊重他人的原则。”同学们听了金岳霖的话，都暗暗地竖起了大拇指。直到傍晚，王浩出来吃饭时才看到等在门口的金岳霖，听完事情的原委后，王浩更是对金岳霖教授敬重有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当我们的原则与他人的原则相遇，甚至产生冲撞之时，要记得尊重他人的原则。这种做法彰显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更是宽容大度的节操和品德。

羊年春节，杭州的方女士一家五口要飞去伦敦旅行。方女士专心致志画了一套四格漫画，老公帮着她给漫画上色，刚刚印出了30多张折叠卡片。方女士说，女儿是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旅途有10多个小时，这些卡片是分发给周边座位女儿哭闹时可能影响到的乘客的，相当于“道歉卡”。在公交车、地铁和飞机等公共空间里，小孩哭闹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在这些由流动的陌生人临时建构的出行共同体上，乘客之间一摩擦就很容易引发纠纷。饱含“同理之心“和“未雨绸缪”的手绘道歉卡，做到了以细节温情消弭人际冲突。

8年前，瑞典隆德大学提供一笔资金，邀我去访学。期间既不用讲课，也不用做课题，就是领你转转，让你看看，感觉在混吃混喝。临别前我颇有点内疚地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请我，到底想干什么？一位教授告诉说：我们想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好的制度。瑞典只有1000万人口，是个蕞尔小国。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何以有如此强烈的制度和文化自信？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两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有人给两位画家出了个题目，题目是“安静”。一人画了一个湖，另一人画了一个激湍直泻的瀑布，旁边小树上，有个鸟巢，一只小鸟正在巢中安睡。前者所画，无非是一池死水；后者则真正理解了安静的真义。我们要做一个在瀑布声中亦能高卧酣睡的小鸟，不为环境而左右心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这就是修养。

汪曾祺先生最听不惯华而不实的语言，他经常像一个语文老师当场改别人的错。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汪先生是散文大家，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最后，主持人高声宣布：“请文化名人汪曾祺先生讲话，大家欢迎！”汪先生赶紧站了起来，连连摇头：“不对、不对！汪曾褀是人名，不是名人！”一句话，将全场逗得大乐。

享誉海内外的学者、书法家启功，被誉为“中华第一笔”，许多人模仿他的作品卖钱。 某日，有一专门仿造启功作品的人去店里销售赝品，恰巧遇见启功本人，作伪者尴尬惶恐，求启老高抬贵手，未料他老人家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活所迫，仿就仿吧。” 大家的超人之处，不只在于出众的专业素养，更在于宽广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

英国最有名的公德是排队。他们排队和守规矩的习惯从幼年就开始训练。在幼儿园里，小朋友玩儿童游乐项目，必须按照次序来玩，“不管是否理解，必须照办不误。”在超市中，你买几次东西就能体会到排队的耐性。收银员结完账后，一定等你把找的钱收进钱夹，放进手提包，收拾好东西离开后，才会接待下一位顾客。在机场，往往不同时间和不同目的地的航班都在同一柜台输登机手续，即使有人急匆匆地跑到前面说：对不起，我就要登机了，可否允许我先办手续。但他们的要求通常会遭到拒绝：“不可以，你应该排队。”

熊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人称国学大师。熊十力曾与湖北同乡废名同在北大教课。一天，两人因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后来竟扭打起来。熊十力指着废名说：“你错了，我的道理对。”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熊十力就找到废名说：“昨夜我回去想过之后，还是认为你的道理对。”说罢，两人哈哈大笑。熊十力为人自负，且脾气暴躁，性急如火，但他一旦知道自己错了，立刻就能放下架子主动道歉，不失大师风范。 美国遗传学家、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詹姆斯·沃森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因在一次采访中无意间发表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讲话而招致各方批评。对此，詹姆斯·沃森非但没有文过饰非，反而坦诚地就自己的言论向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在道歉中他说，自己因这些言论感到丢人，并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感到耻辱。 人格的高低，不在于学识，地位与名声，更多的是修养。面对错误，是勇敢担当还是消极回避，这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更展现出人的素养。

李健现在到底有多火，你我都大概知道。大众媒体、自媒体都纷纷撰文，从音乐、生活、着装、爱情等方面向粉丝们科普他的“人生多角度”。毕业于清华大学，生活清淡爱阅读，打扮得体，人到中年身材仍然很好，专一幽默，为人低调又儒雅……不少女性认为，这些词句放在李健身上，不为过。于是，一个新“男神”诞生了。曾经有媒体专门细数了李健的书架：《大教堂》、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熊培云的《这个社会会好吗》、《渴望生活——凡·高传》《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等等，他关心哲学、政治和社会，甚至演出前也拿着一本诗集解闷。换作别的艺人，早有观众跳出来批判他“自我炒作”了。可是李健做出来却毫无违和感，他身上的气质让人信服。李健被热捧、被称为“男神”无疑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大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越发注重对文学修养、个人气质的欣赏，这会潜移默化地带动男性向积极的方向改变。假以时日，中国男性自我审美或许会有所改变。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究其成因，与王羲之信奉道教，书籍、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道教，很早就产生道教符。在抄写经书时，必须由精于书艺的经生抄写，而在书写经本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泼墨，落笔成体。王羲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

母亲重视演员谢幕，珍惜每一次观看到的演出。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母亲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契科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幕布一拉开，记得第一幕布景是19世纪俄罗斯外省农庄花园一隅，穿西服的绅士和穿拖地长裙的淑女慢条斯理地在台上活动着，从树荫下的长餐桌上银闪闪的大茶炊里接茶喝，说着些很平淡的话，我开始真有些“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不知不觉左腿抖动起来，母亲感觉到了，用右手轻按我左腿膝盖，轻声在我耳边说：“看他们多不顺心啊！”母亲这一句提示，竟让我一下子捕捉到了此剧的情调。 母亲带我看了戏，也熏陶出了我的文明习惯。三年前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里看一部法国电影，故事结束后黑底子的字幕走动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但只有少数观众离场，多数人都静坐在座位上欣赏那伴随着字幕的终曲。我置身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情景中，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来了她虔诚地对待演员谢幕，我更加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沉浸于艺术，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美丽的停顿”。

门德尔松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一次，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为正在英国访问的门德尔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欢迎这位著名的作曲家的到来。当门德尔松演奏完署有自己名字的《伊塔尔兹》这支曲子时，女王倍加赞赏，说：“单凭这一支曲子，就可证明你是天才。”门德尔松并没有喜形于色，而是安详地对女王说：“不，那是我妹妹的作品。”原来她妹妹芬妮亚也是个极有音乐造诣的作曲家，她写了这首曲子，几位兄弟不赞成署女人之名，一致商定用门德尔松的名字发表。尽管门德尔松誉满国内外，艺术才华出类拔萃，但他并不相夺人之美，贪他人之功为已有，表现出较高的素质和修养。

不久前，国内某大报几位记者应约来到李嘉诚的办公室进行采访，门刚打开，85岁的李嘉诚就满面笑容地迎向记者，认真地看着每一个人，在和每个记者亲切握手后，又掏出自己的名片，然后微微弯腰将名片一一双手递上，依然微笑着用带潮州音的普通话自我介绍。 派发到摄影师跟前时，名片却用完了，李嘉诚很抱歉地说：“不好意思，一会儿给您补上。”釆访开始后，李嘉诚眼睛始终看着提问者，如小学生一样专注回答每一个问题。 采访进行到一半时，李嘉诚利用记者喝水的空隙，赶紧向远处的助手要了一张名片，微笑着站起来走到摄影师面前，微微弯下腰，双手将名片递给了摄影师。他的动作如此自然，让在场的所有人十分意外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