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爱因斯坦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希望人类得到永久的和平。他一生中发表了很多反对法西斯战争、声援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文章，包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不仅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反法西斯的优秀品格也一直为人传颂。在1932年11月，希特勒上台，德国政府命令正在国外讲学的爱因斯坦立即回国，爱因斯坦置之不理。德国政府竟悬赏两万马克捉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毅然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安顿下来，进行研究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22个年头。在这期间，当他得知德国正在将核裂变用于军事的危险变为现实时，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提出警告。在德国战败后，爱因斯坦又两次致函罗斯福，要求禁用原子武器。他晚年一直进行着反对发展核武器和争取人类和平事业的斗争。

出身寒微的郑板桥一生做人厚道，时刻心存善念、与人为善。他曾经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告诫家人：“我们做人处世，必须去薄存厚。”郑板桥曾经托人在家乡买下—块地，打算将来做墓地用。有一年清明节回家祭祖，他到那块墓地看了看，发现墓地中立着一座孤坟。他有些生气，叫来帮他买地的邻居。邻居拍者胸脯先开口说：“您放心，那是一座无主孤坟，您只要吩咐一声，就可以随时挖掉它。”郑板桥极为失望地说：“怎么可以随便挖掘人家的坟墓呢？现在没人认领，并不代表以后永远没人认领。就算是无主孤坟，那也是留下的深深的怀念。”他让家人到那座无主孤坟前祭拜一番后，就想放弃部块墓地，让邻居帮他原价转手卖出去。可第二天，郑板桥又将那位邻居找来，郑种其事地说：“那块地我不卖了。”邻居很疑惑，猜测郑板桥可能想涨价，便说：“您放心，我一定帮您卖个高价。”郑板桥若有所思地说：“你想错了。把这块墓地卖出去容易，无论谁买到手，都要把那座孤坟挖掉。我不卖就是想留着那座孤坟。”郑板桥转头看着自己的子女一字一句地说：“我终老后埋在那里，那座孤坟就留着与我为伴。我不仅自己不能干，也不能让亲邻干挖坟掘墓这样无德的事情。”郑板桥不仅说到，而且在那块墓地上立碑告诉子孙后代，这座孤坟今后谁也不能挖，每年清明节还要祭拜，并立下规矩，百世不变。

论述鲁迅伟大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我更注重这样的一些细节： 鲁迅一生中没有找任何人为自己写序或者介绍文字，也没发表任何沾沾自喜与名流政要往来交游的“借光”文字。尽管他的故交旧友中多的是达官贵人以及宋庆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林语堂这些名重一时甚至如日中天的社会名流；其中对鲁迅有知遇之恩的陈独秀曾经红极一时，甚至被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称为“东方思想界的大彗星”。这样的“大红人”，自然是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理想对象，但在陈独秀当红时，鲁迅基本上没有提到过他。倒是在陈独秀倒了大霉——先被共产党开除后又被国民党拘禁之际，鲁迅“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宣称，陈独秀“是催促我作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保姆王阿花面临夫家的劫持，鲁迅花150大洋替她赎了一个自由身；深夜的上海街头，一个洋车夫受伤了，路过的鲁迅和周建人二话没说就动手替他包扎，尽管这时候他已经是名闻天下的“文坛巨子”，是很有身份的“上流社会人物”了……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谈到慈善贡献的时候，指出慈善不只要看富人，常人也应介入慈善。在这方面应坚持三个主张：其一，普通人应有慈善心与慈善行为，贡献不在大小，关键要形成自然的心理与习惯行为。其二，不应鼓励以不正当方式进行资本积累，然后再做善事的“立地成佛”模式，不当之钱只是对社会的清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善，因此企业在发展时期就应当追求正当发展，也应当有慈善行为。其三，慈善不必是钱，可以是关心、分担、悲悯，也可以是在参加义工、支持学术研究、照顾失家宠物等多方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