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鲁迅持肯定、赞美态度。他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鲁迅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