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然而，瑞典人却十分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在瑞典的大酒小宴，尤其是公务接待宴上，基本都会吃得一干二净。那么瑞典是如何做到杜绝公款浪费和个人浪费的呢？前些日子去瑞典学习参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瑞典没有“剩宴”。首先，瑞典人崇尚节俭，并将这种理念灌输到孩子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讲解食物是怎么来的，应该如何爱惜粮食，减少浪费。学生在食堂打饭时，常常被要求吃多少打多少，不够再添，绝不允许浪费。其次，食品管理宣传有方。他们会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市民推荐节约粮食的好方法。比如，提醒市民不要大批量地采购食物，尽量确保在几天内吃完等。再次，政府接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公务接待有专人专管，请客之前必须先填一张申报单，需注明请客原因，有多少人参加，在哪家酒店等，同时还必须做好各个环节的预算。瑞典的法律规定公宴的最高标准不得超过6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帀580元）每人，如果超出领导将会被问责或免职。市民只要发送邮件或是上专门的网站点击，就能轻松地查到各个部门的接待费用，极为公开透明。最后，瑞典人重视实际，不搞铺张浪费。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菜品，不会盲目地追求档次和价格，点菜时还会根据个人食量的大小，选择不同的分量。所以在瑞典，无论公宴还是私宴，都很少出现“剩宴”的现象。

春秋时期，楚国的运输工具比较落后，出行用的马车底座较低，不仅容易碰伤马腿，而且车速很慢，一旦发生战争，不利于运送物资。 楚庄王于是召集大臣，商议要将全国的马车底座改高。楚令尹孙叔敖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对楚庄王说：“老百姓已习惯乘坐这种低矮的马车了，如果大王强行命令老百姓改造马车，势必会招致老百姓不满。” 楚庄王问孙叔敖有什么办法。孙叔敖提议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让各地的官府发布告示，就说根据天文历法推算，今年有可能会发大水，为了避免洪水漫进房屋，各家各户的门槛都要加高一些，这样就可以了。”楚庄王听了，高兴地点头表示赞许。 很快，告示就在全国发布。老百姓为防范洪水，都加高了自家的门槛。可这祥一来，马车再进门时，车底就会碰到门槛，车上的人不得不先下车，让人把车先抬过去。一开始，大家还能忍，时间一长，都觉得这种低矮的马车太不方便了，于是纷纷把马车底座改高。半年后，楚国低矮的马车全都改造完毕。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凭借其世卿世禄的特权，生活极端腐朽墮落，奢侈之风盛行。晏婴虽然身为齐国执政大臣，官高位显，却大力倡导俭朴节约，并且身体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清廉节俭为齐人所称道。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之衣，一件裘皮大衣，居然穿了30年，因此有些官员以此来嘲笑晏子，但是晏子却不以为然。他每次上朝，都“乘弊军驽马”，他住的是陋仄之室。景公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十分过意不去，特意为他建造了新居，劝他搬进去住，可是晏子却说：“我的先人一直在这里居住，生活得挺好，我不能因为贪图享受而将好传统丢掉啊！”最后，晏子还是竖持住在破旧的祖屋，而没有搬进豪华的新居。晏婴临终前，不忘告诫夫人：“我死之后，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家风。”在当时奢侈之风盛行的背景下，晏子位高权重，生活奢靡一点，未尝不可。晏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力倡节俭，扭转奢靡的社会风气。节俭不是做样子，不是一阵子，晏子身体力行，一直到临终，仍然嘱托家人要保持节俭之风，这特别难能可贵！一个人修身养性需要勤俭节约，一个国家富强进步同样需要勤俭节约。勤俭应当成为一种美德，要努力营造勤俭为荣、奢侈为耻的社会氛围。

郭开是战国时期赵王的宠臣。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兵攻赵，赵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兵迎战。李牧是当时赵国继廉颇之后的名将。数年间，他率兵北破燕军、南拒韩魏，且几败秦军，王翦畏之如虎。见是李牧领兵迎战，秦国深感强攻无望，于是便用重金贿赂郭开，让其设法说服赵王迁召回李牧。贪婪成性的郭开收受贿赂后，诬陷李牧、司马尚等谋反，赵王迁不察真相，盲目决策，派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并将李牧杀害。李牧被杀后，王翦率秦军乘机大败赵军，俘虏了赵王迁，就这样，把赵国吞并了。

2007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南京。默克尔没有入住总统套房，因为她认为总统套房太过奢华。她选择了70多平方米的普通套房，认为其设施已满足需要。早餐时，默克尔并未去会所用餐，而是和普通客人一样到西餐厅用餐。在取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面包落到了地上。按照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换一个。默克尔拒绝了服务人员，自己捡起了面包，拭一下灰尘后就放进了口中。 从百姓到政要，德国人的节俭是种自动自发的行为。节俭会衍生到其他领域：对时间的珍惜，对情感的珍重，对诚信的珍视……我们正在大力推行四风建设，社会风气有明显改善，对此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