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他总是有意识地去辨别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能不能在今后25年里继续保持成功。巴菲特常说，要透过窗户向前看，不能看后视镜。预测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办法，是计算公司未来的预期现金收入在现在值多少钱。这是巴菲特评估公司内在价值的办法。然后他会寻找那些严重偏离这一价值、低价出售的公司。

贪婪之人，却往往落得一无所得的境地。一个渔夫捞到一颗硕大的珍珠，但他发现，珍珠上有一个小黑点。渔夫觉得，如果能将小黑点去掉，珍珠将变得完美无缺，成为无价之宝。渔夫怀揣着发大财的美梦，开始去除黑点。剥掉一层，黑点仍在，再剥掉一层，黑点还在，剥到最后，黑点没了，珍珠也不复存在了。那最后，渔夫才感慨到：要是我不那么贪心就好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克里西年轻时致力于文学创作，但他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得力的亲戚可攀。他向英国所有的出版社和文学刊物投稿，得到的却是743张退稿条。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他曾对朋友说：“不错，我正承受着人们难以相信的最失败的考验，如果我就此罢休，所有的退稿条都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一旦获得成功，每一张退稿条的价值都将重新计算。”后来，他的作品终于问世了，他潜在的创作才能如大江奔涌，不可遏止。到他1973年75岁逝世时，43年间他一共写了564本书，总计四千多万字。他本人身高1.78米，而他写的书堆堆起来超过了两米。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工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力。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我家租房收多少钱我都心里有数，那些钱够我吃三辈子了，为什么还要上学？我只要会收房租就行了。”这席话近日在各大媒体上异常火。说这话的是北京一名初中学生，父母拥有14套房子，其中12套出租。在北京有这么多房，足够让一家人不愁吃穿。为此，孩子闹着要辍学。家长因此到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寻求专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