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的国上面积和人口都不足中国的百分之一，却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我国平均每45.9万人才拥有一座图书馆。匈牙利平均每人每年购书20本，而根据20世纪90年代统计，我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书只有5本。 一个崇尚读书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有14位，若按人口比例计算，是当之无愧的“诺奖大国”。他们的发明也非常多，20世纪80年代是匈牙利人发明的黄金时代，平均每年的发明专利都在400件以上。一个小国，因国人爱读书而获得智慧和力量，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读书是获取知识的途径，对读书的态度就是对知识的态度。匈牙利人热爱读书，尊重知识，因而专利发明多，获诺奖者众，虽人口少，却称得上文化大国。

有一天，陶行知先生到一位朋友家去，见朋友夫人正在打孩子，孩子正在地上委屈地哭着。陶先生忙问怎么回事。朋友夫人指着一块被拆的乱七八糟的手表，气呼呼地说：“陶先生，这块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陶先生听了笑了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一个爱迪生被你枪毙了。”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做不对吗？”陶先生摇摇头，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坏呢？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了有滴答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在响……”陶先生说：“你很好奇，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孩子问：“去店里干什么？”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去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陶先生跟朋友夫人打了声招呼，就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1元6角修理费。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要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见识。”师傅同意了。陶先生与孩子站在一旁，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滴嗒声，孩子高兴的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陶先生临走又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我家租房收多少钱我都心里有数，那些钱够我吃三辈子了，为什么还要上学？我只要会收房租就行了。”这席话近日在各大媒体上异常火。说这话的是北京一名初中学生，父母拥有14套房子，其中12套出租。在北京有这么多房，足够让一家人不愁吃穿。为此，孩子闹着要辍学。家长因此到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寻求专家的帮助。

一学生对教授说，自己看书时一定非常小心地翻，惟恐弄脏，即使有必要也尽量不在书上写字，因为这样的书，别人看起来比较新，也比较好看。教授笑道：“你没听过‘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故事吗？读书是为治学而非为藏书；买书是为给自己看，而非让别人欣赏。把书看破，却能装进脑海，远比把新书放在架子上有道理啊！”这让我想到数学家张广厚的一个故事：他看到一篇20多页的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很有用，便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了明显的黑印。妻子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如果一本书值得你读，那就不必在意已经读过几遍了，因为读书本就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有所收获。

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书店狭小而拥挤，但主人热情地欢迎过路的陌生人，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文学的旅法青年。哪怕是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拥有一个床位，只要他愿意在书店做些打扫、整理的工作。免费提供住宿这个奇特的传统，源于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西尔维亚·碧奇女士。她曾给予初到法国的海明威最温暖的支持，帮叻他找到便宜的公寓，后来甚至在二楼放上一张行军床，让他随便看书。这份体贴让海明威度过了在巴黎最初的艰难时期，令他终生难忘。除了海明威，纪德、乔伊斯、劳伦斯等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都曾把莎士比亚书店当作据点，这里一度成了文学圣地。辉煌的莎士比亚书店终结于纳粹，但它的精神没有消失。10年后，美国青年乔治·惠特曼在塞纳河左岸租下了三层店面，继承了书店之名，继续呵护到巴黎的文学青年。后来书店慢慢被世界各地喜爱读书的人所知，来此借宿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乔治提高了住宿条件，要求住宿者每天读一本书，同时在三大内交出一篇自己的生平传记，然后把它们印成册子，以此来了解四面八方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如今，莎士比亚书店已经传到80后的第二代店主手中。书店依然杂乱地堆满了书，书架旁摆着一张张板床。它安静地等待着陌生的文学青年在这里驻足，鼓励他们读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