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对世态人情颇具洞察力。蔺相如曾是赵国宦官繆贤的一名舍人。繆贤曾因犯法获罪，打算逃往燕国躲避。蔺相如问他：“您为什么选择燕国呢？”繆贤说：“我曾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相会，燕王曾私下握着我的手，表示愿意和我成为朋友。我想，如果我去投奔燕王，他一定会接纳我的。”蔺相如劝阻说：“我看未必啊。越国比燕国强大，您当时又是赵王的红人，所以燕王才愿意和您结交。如今您在赵国服罪，逃往燕国是为了躲避处罚，燕国惧怕赵国，势必不敢收留您，他甚至会把您抓起来送回赵国的。您不如向赵王请罪，也许有幸获免。”繆贤觉得有理，就照蔺相如所说的办，向赵王请罪，果然得到了赵王的赦免。

1909年，当时著名的苏黎世大学要聘用一个理论物理学教授，但却有两个有力的候选人。一个是爱因斯坦，另外一个是爱因斯坦在理工大学时代的挚友亚德勒。 那时苏黎世州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亚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少爷，而爱因斯坦当时只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于是，当局便决定由亚德勒继任理论物理学教授。 然而，当亚德勒获知和他竞争这个职位的竟是爱因斯坦时，便满脸通红地跑到教育科说：“你们能请到爱因斯坦到本校来，而你们却不这样做，偏要任命我当教授。老实说，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连替他拿皮包的资格都没有呢，他是极为难得的大学教授。” 正是由于亚德勒的极力推荐，那年秋天，爱因斯坦就任了苏黎世大学的教授，从而有了更好的科研条件，慢慢地崭露头角，扬名世界。

杰弗逊和华盛顿总统，是对创新发明非常重视的第一代开国者。在美国革命的动荡岁月里，两个人都没忘记抽空向英国和欧洲大陆订购花种、菜子，写信给家里关照不要错过了播种新品种的季节。当华盛顿担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时候，他请杰斐逊担任国务卿。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是英国，制造业中心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美国只是偏远落后的农林产品输出地，向欧洲出口棉花，木材，烟草，大米，羊毛，几乎所有工业制品都从欧洲进口。第一代美国领袖知道，虽然美国有资源，但是如果它不制造，它就永远不是一个强国。谁制造谁强大，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铁律。为此，美国必须广罗技术人才，有人才才会有自己的制造业。从此开创了美国特别优待技术人才的传统。至今为止，美国人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美国必须是全世界给人才以最好条件的地方。什么地方给人才的条件比美国好，美国肯定会提出更好的条件，超过那个地方。1790年，华盛顿就任总统的第二年，他就让杰斐逊尽快确立专利保护制度。就在华盛顿总统任内，杰斐逊一手操办，美国通过了保护创新和发明的专利法，从此美国成为世界上保护创新最严格的地方。很简单，这就是美国为人才提供的最好的条件。

李小龙进了当地的爱迪生高级工业学校(相当于中国的职业高中)，这是他英文水平不够格的缘故，不能够直接进大学。周女士是李小龙父亲的旧友，她在政治上很活跃，是当地华人社团的代言人。但李小龙父亲的面子，到李小龙正式打工的那天，给无情地撕掉——周女士俨然一副老板面孔，她毫无表情地对李小龙指指点点，稍不满意，便厉声训斥。李小龙怒火填膺，他来美已三个月，虽也知道“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一信条，但他觉得太突然，简直就受不了。但李小龙还是把火气强行压下，按照周老板的意旨，把活计做得她满意。李小龙的行为跟在香港时大不一样，依过去的脾气，他会摔掉盘子不干，或拿盘子砸她个满脸开花。

1992年早春的一个下午，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个字之后，他对妻子说：“我得给老何写封信，告诉他小说的事，我让他等得太久了。”陈忠实说的老何，叫何启治，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两人交往已近20年了。1973年隆冬的一天，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开会。散会后，在街道的拐角，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何启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我读过你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短篇小说，觉得很有潜力，我想约你写一部长篇小说。”陈忠实一脸惊讶而茫然。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没有任何名气，而且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于是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激励他要树立信心。临分手时，何启治言辞恳切地说：“别急，你慢慢写，我可以慢慢等！”自从这次“街头约稿”后，两人就一直联系，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1年后的1984年，两人闲聊时，何启治问他：“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看到陈忠实面有难色，何启治轻松地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还是当年那句话，不急，我可以慢慢等！”《白鹿原》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并在1997年12月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历久弥坚，绵绵不绝。从陈忠实和何启治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20年的约请和履约的君子之谊，创造出了一部恢宏的文学巨作，同时，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