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将军在他的《现在可以说了》一书中是这样评价著名的德国原子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得到海森堡这样的科学家，足以抵得上德国10个师的军队。” 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阻挠钱学森回祖国，他给美国移民局的电报中称：“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掌握了科学技术，就掌握了引领世界潮流的力量。科学家是笔无比珍贵的财富。

阿里巴巴网站建立之初，获得以高盛牵头提供的500万美元风险资金，马云拿着这笔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引进人才。“创业人员只能够担任连长及连长以下的职位，团长级以上全部由MBA担任”，这是当时的人才规划。当时，阿里巴巴12个人的高管团队成员中除了马云之外全部来自海外。哈佛、斯坦福，还有国内大学毕业的MBA们会聚到了阿里巴巴，但这些MBA中的95%都被马云开除了。马云在跟北大的张维迎教授辩论时，解释了自己开除他们的原因。“这些MBA—进来跟你讲年薪至少10万元，一讲都是战略。每次你听那些专家跟MBA讲时热血沸腾，然后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做起。”坐而论道是学院派的长处，他们不缺少文采和激情，但是一到了实战上，还是缺少一点脚踏实地的精神。马云对这些MBA的评价是：“基本的礼节、专业精神、敬业精神都很糟糕。”高学历背景的他们一进阿里巴巴就像是来管人的，马云所认为的“小企业家成功靠精明，中企业家成功靠管理，大企业家成功靠做人。”这样的老观念被他们推翻了。其实在专业管理方面，马云从不否定那些职业经理人的水平。他得出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只有适合企业需要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把飞机的引擎装在了拖拉机上，还是飞不起来。那些职业经理人管理水平确实很高，但公司当时的发展水平还容不下这样的人才，反倒使这些人才成了装饰品。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知识占有上的差距，最终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力方面的差距。以以色列为例，这个国土面积不足1.6万平方千米、条件极其恶劣、资源贫瘠、人口仅700万的小国，1997年电子业总销售额达72亿美元，电子业的出口额为57亿美元。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在占有知识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该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居世界之首，平均100个劳动力中就有77个大学生，每1万人当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后一项的数目大大高于美国（80人）和日本（77人）。

香港的很多马路很窄，比如旺角，两车道、三车道而己，但是公共汽车开得非常快，呼啸生风！而北京的很多路，多达七八条车道，车仍然开不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香港开车，一直沿一条道走会比较快。而在北京，马路很宽，左边不行就右边，右边不行再左边，有很多车在不停地并线，这让整条很宽阔的马路的运营效益大大下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合成谬误”。就是说每一个局部看上去都是理性、正确、有效率的，加起来却是一个谬误。萨缪尔森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让我们想象一个非常简陋的露天剧场，大家可以坐在地上看，但是只有坐在后面的人觉得看得不够清楚，为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就会站起来。他们一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大家就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还是看不清楚，成本增加了，福利却没有增加。聪明人又会想出一些办法来，站着不行就踮起脚看，结果全场的人都会踮起脚看，整体的福利又下降了。如此循环往复，整体福利一直在下降，个人成本不断在上升，这就是“合成谬误”。当第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踮着脚站在高凳上看。“合成谬误”只是萨缪尔森的一个概念，他真正要提出的理论叫“公共改进”，就是要终止一个恶性循环的游戏。剧场内的阶梯形设计，就是一种“公共改进”。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设施，实际上它是一种制度设计，使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大家不至于陷入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中，不至于陷入一种集体的谬误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