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钟晓阳停笔十年有余，近期，突然又重回文坛，在《明报》开了专栏。有记者采访她，要是人们追问，写作真的重要吗？难道不写不成吗？你该怎样回答才好呢？ 钟晓阳说：“我会讲，重要的不是写作，也不是做着的事，只是做着。我比较喜欢做着的那个我。” 一句“我比较喜欢做着的那个我”，道明了钟晓阳的全部心声，也给了庸常岁月里的我们一些警醒：做着，就在热身；做着，才会前进。

某日我与一位朋友在家聊天，碰巧有两个以前教过的学生来访。谈话中，我问他们：“最近忙吗？”一人回答：“真是太忙了，我不是忙着练字，就是忙着作画。”另一个说的也差不多：“我也很忙，不是忙得没能练字，就是忙得没能作画。”学生走后，我的朋友感慨地说：“这两个学生都不错，可是后者尤其会成功。” 为什么后者更成功？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而且，他不把练字作画称为“忙”。

《纽约客》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写了一篇文章叫《解构成功》，文章大意是，巨大的成功需要两个条件，其中一个是一万小时的累计练习。从1960年到1962年末，披头士到汉堡去了五次。第一次，他们演了106晚，每晚五个小时以上。第二次，他们演出92次。第三次，他们演出48次，在台上待了172个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一共是90个小时的演出。加起来，他们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演出了270晚。到他们1964年一鸣惊人时，他们大概现场演出了12000小时。

新加坡著名脑神经学家陈建民先生，两岁时，因患上小儿麻痹症而终生不良于行。他的母亲千辛万苦为他觅得一所肯接收残疾人士的幼儿园，但他的残障却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难以忍受捉弄的他因为反击被责令退学。看到父母历尽艰辛为他找另一所学校时，他决定以成绩为自己取得“护身符”。10岁那年，他学习用拐杖，迈出了平生第一步。他跌了爬、再跌再爬，忍着痛楚，一步一步地走。他说：“人生是一场艰苦的自我竞赛，绊倒我们的，永远是藏在内心的那个消极的敌人。手和脚可以残缺，心和脑却不能。遇上噩运时，哭诉命运不济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必须将潜能推向极限，化梦境为现实。”进入医学院后，为了克服进手术室实习开刀时轮祠的轮子脏的困难，他发明了一个附有轮子的支架，支撑着自己，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手术室。顺利考取医学文凭后，他又远渡重洋，先后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考取了其他医学专科学位。多年以来，陈建民秉持“为善最乐”的精神。迄今为止他已为国内国外的慈善团体筹得总数多达1400万元的善款。2005年2月，时年48岁的陈建民利用70天的时间，在七大洲完成了10项马拉松赛程，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筹集了高额义款。即使在环境恶劣、危机四伏的南极赛程，他依然不言弃，将困难一一克服了。陈建民下一个目标是创造4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终目标是夺取诺贝尔奖。他说：“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梦想，而又不断地化梦想为现实。”

他算不上不幸，只不过碌碌无为罢了。 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14岁时辍学流浪。他在农场干过杂活，因为不开心辞职。他在电车上做过售票员，也因为不开心辞职。16岁时他谎报年龄参了军，军旅生涯照样不顺心。服役期满后他退伍做了自己的老板——开了一家铁匠铺，可惜没多久就倒闭了。随后，他当上了自己非常喜欢的铁路公司的机车司炉工，他欢欣鼓舞，以为命运终于开始对自己展露笑脸。没想到，当他娶了媳妇准备要个孩子时，他又被解雇了。再接着，当他满身疲惫地寻找新的职位时，太太卖掉所有的家产逃回了娘家，他变得一文不名。卖保险，不行；卖轮胎，赔本；经营渡船，出事；开加油站，失败；做厨师，餐馆倒闭。 失败从未因为他的努力而退缩过，但他也从未因为失败而放弃过。只是无奈的是，当他还在屡败屡战时，退休年龄已经逼近了他，那张105美元的支票宣布了他的老年。“凭什么！”哈伦德愤怒了，“我的一生不过才刚刚开始！” 的确，他的一生才刚刚开始，因为他等的就是这笔退休金，虽然不多，却足够做他新事业的成本——肯德基家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