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当时著名的苏黎世大学要聘用一个理论物理学教授，但却有两个有力的候选人。一个是爱因斯坦，另外一个是爱因斯坦在理工大学时代的挚友亚德勒。 那时苏黎世州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亚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少爷，而爱因斯坦当时只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于是，当局便决定由亚德勒继任理论物理学教授。 然而，当亚德勒获知和他竞争这个职位的竟是爱因斯坦时，便满脸通红地跑到教育科说：“你们能请到爱因斯坦到本校来，而你们却不这样做，偏要任命我当教授。老实说，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连替他拿皮包的资格都没有呢，他是极为难得的大学教授。” 正是由于亚德勒的极力推荐，那年秋天，爱因斯坦就任了苏黎世大学的教授，从而有了更好的科研条件，慢慢地崭露头角，扬名世界。

越人寇不韦为避兵灾逃至剡溪。困顿中，徘徊于天姥山下的他与妻子在一株极其繁茂的大树下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寇不韦举起斧头想砍下树枝当柴烧。妻子阻止他说：“我们能活下来，多亏了它。我们应该像敬仰自己的慈母一般感激它。” 感恩自然，是人类精神升华的标志，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保障。

季羡林是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是—代大师，为人非常谦和，尊重他人，从来不摆架子。每有客人来拜访的时候，季羡林会穿戴得很整洁，早早地在书房里等候客人，而且昂首挺胸，坐得端端正正。在季羡林眼里，穿戴整洁，挺胸端坐，是对客人表示尊重。客人离开的时候，季羡林一定会起身将客人送到门外，跟客人握手道别。有一次，白岩松为季羡林做“学者访谈录”。当时，季羡林端坐在椅子上，可是当白岩松掏出名片递给他的时候，季羡林已经站起身，微微弯着腰等待接名片了。季羡林的这个举动让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很多人称赞季羡林，说他是真正的大师，不高傲，不目中无人。他表达对别人尊重的方式并不复杂，不过是几个简单的姿势，可有几个人能时时做到？尊重别人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姿势，但不管是端坐还是站立，都能彰显闪耀的人格。

当年拍摄《黄土地》时，张艺谋还只是个摄影师，衣着极其简单，拍戏两个月，就穿一双军用胶鞋。这双胶鞋为他跑前跑后，忙前忙后，为拍出好片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拍完最后一组镜头后，张艺谋和陈凯歌等人急欲回北京冲洗，他们从早上7时出发，天黑了才走入山西地界，当时山西全境修公路，他们的车走走停停，午夜时分，天降大雨，走不通了，他们只有调头直取太原。调头后，前面公路好走多了。在眼看大功告成之际，张艺谋急令停车，见他下车脱下那双陪着他拍片的胶鞋，恭恭敬敬地摆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兄弟，你跟我不易呀，现在戏拍完了，我要感谢你，我把你留在这里了。”这可不是偶然的作秀，曾担任《十面埋伏》武打替身演员的成都英雄特技队队长丁涛也看到过这一幕。在拍《十面埋伏》时，张艺谋在片场总穿球鞋，丁涛说：“拍张艺谋的戏最大特点就是累，张艺谋累，他身边的人也累。每次在片场我都看见他忙忙碌碌，紧锁眉头和工作人员不断地交流。那时他好像身体不太好，随身带了一堆药。但每次有人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当片子好不容易拍完后，张艺谋也举行了一个向自己鞋子的道别仪式：向那双旧球鞋鞠躬告别！一双鞋，包含着各种艰辛磨难，见证了脚下的路，承载了张艺谋走过的风风雨雨。张艺谋对鞋鞠躬，既是对自己努力的尊重，也是对生活的感恩。

2003年，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身为主角的王蒙，在两三天的研讨中，像小学生上学一样，每天准时到场，始终与夫人坐在会场听众席的第一排，认真倾听大家对自己“评头论足”，听到风趣处，则哈哈大笑。对几十位学者、作家赞不绝口的评价，王蒙仍不忘幽默：“当我津津有味地听着台上的发言，有时候都怀疑：这是在说我吗？听到很多朋友用夸大的甚至激越的语言赞美我，我很不安。我相信这是善意的，对我是鼓励，私下里我也会没事儿偷着乐。但我建议，在重大严肃的场合评判一个人和作品，还是应该从严，赞美的话应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