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结识了日本美籍商人木村武之，那时他19岁，木村36岁。他们成了忘年之交，村甘愿做李小龙的弟子和追随者。李小龙一直想开设武馆，但没把握，也没钱。现在得到了木村的鼓励和出资帮助，武馆开起来了。李小龙的武馆设在西雅图唐人街的一个地下室里，初衷是以此为谋生手段，并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并独创一支门派。但是创业是艰难的，问津武馆的寥寥无几。李小龙跟木村商量后，就和木村带几个学武的学生，去西雅图的几所大学做示范表演。事实证明，他这种笨拙而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他的表演越来越受大学生的欢迎，每次都有一两个学生放弃他们原有的爱好，而改学中国功夫，武馆初见起色。

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开了间20平方米的小杂货店，可小店门庭冷落。一天夜里，年轻人忙着清理货架准备关门，此时进来几个买东西的人，年轻人接待了他们。这些人走后，年轻人索性在店里多呆一会，结果又来了几名顾客。后来，这个年轻人就改变了作息时间，每天营业到午夜12点，比一般杂货店延长1小时。渐渐地，他的小杂货店成了附近单身人群夜间购物的首选地点。由此，他踏上了成功之路。现在，这位名叫安田隆夫的年轻人建立了日本最大的连锁便利店——唐吉诃德商店。 片刻的等待其实很容易，但它可能会让你抓住别人不曾发现的机遇。

20世纪30年代末，徐悲鸿认识齐白石后，对齐白石的独特艺术风格极为推崇，称赞他的画“妙造自然”“浑然天成”。他在担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后，就派人给齐白石送聘书，邀请齐白石到学院任教，但数日没有回音。经查询，才知道有人贬低排挤齐白石，在正在开放的—个展厅里把齐白石的画冷落在一个角落里。徐悲鸿来到展厅，看到挂在角落的齐白石的水墨画《虾趣》，画上的虾子体若透明，形态逼真，实属神品，标价却只有8元。他当即找来展厅负责人，把《虾趣》移到展厅正中，挂在自己的《奔马图》旁边，将标价改为80元，并在说明栏里注上：“徐悲鸿标价”。而他自己的《奔马图》标价为70元。这件事一时在京都书画界被传为美谈。齐白石深为感动，马上写信给徐悲鸿同意到学院任教，徐悲鸿又为齐白石编了画集，亲写序言，使齐白石名声大振。

上世纪20年代初，二十刚出头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大学报考国文班，结果未被录取。生活困顿、濒临绝望的他，向京城的几位知名作家求救，其中就包括郁达夫。 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处于人生的苦闷中。接到沈从文的来信，他很快抽出时间专程去看望他。看到沈从文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执笔写字，并已连续3天没吃东西，郁达夫的眼圈红了。回去后，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主编，发表了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后来，他又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的赏识和推举。沈从文便从此步入文坛且一发不可收，几年工夫，便享誉文坛。 而郁达夫在帮助沈从文的同时，也被他在困境中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精神所感染，于是很快又振作了稍神，既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又迎来事业上第二个春天。 没有郁达夫，沈从文也许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郁达夫也可能会沉沦一生。因此，他们两人是相互成全了彼此。人际关系中，相互成全无疑是最美的。

年轻时，法国画家塞尚和作家左拉的作品都卖不出去，只能租住在巴黎郊外的一栋破阁楼里，靠借钱维生。后来，左拉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而塞尚却继续画着那些没人要的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左拉同情塞尚的遭遇，多次想掏钱资肋，可塞尚却死活不肯接受，他坚信自己很快能自食其力。一天，塞尚正守在窗边叹气，左拉走了进来，碰巧看见有个流浪汉在楼下吃牛角面包，便朝他调侃道：“我敢跟你打赌，你绝对没本事让面包飞进屋里面。”流浪汉憨憨地笑了：“你等着瞧！”说完，把面包抛了上来，正好穿过窗户落进了屋。左拉欢喜地捡起，嚼着面包又跟流浪汉打赌：“再来一次，我就不信你还这么准！”流浪汉想也没想，又扔来一块面包。左拉偷笑着把它塞给寒尚，说：“流浪汉的心意，不吃白不吃。”塞尚犹豫了片刻，到底忍不住诱惑，吞食起来。那之后，左拉便常到塞尚的房间，跟流浪汉打赌，引诱他一次次地把面包抛进了屋里供两人分享。渐渐地，塞尚也学会了这招，每次饿，就跟流浪汉打赌，同样吃到了面包。终于有一次，塞尚在嚼面包时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关切地问：“你总把面包扔得这么准，怎么从不向我们讨要赌注呢？”流浪汉白了他一眼，轻蔑地说：“要说你那兄弟真傻，每次都给我买10个面包的钱，却只要我把两个面包丢进阁楼。阁楼不过3米高，怎么可能失手？”塞尚怔住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才明白牛角面包之所以每次都能幸运地飞进屋，其实是左拉的安排。比直接救助更可贵的是，在施舍时精心设计，让对方保留住梦想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