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法国画家塞尚和作家左拉的作品都卖不出去，只能租住在巴黎郊外的一栋破阁楼里，靠借钱维生。后来，左拉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而塞尚却继续画着那些没人要的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左拉同情塞尚的遭遇，多次想掏钱资肋，可塞尚却死活不肯接受，他坚信自己很快能自食其力。一天，塞尚正守在窗边叹气，左拉走了进来，碰巧看见有个流浪汉在楼下吃牛角面包，便朝他调侃道：“我敢跟你打赌，你绝对没本事让面包飞进屋里面。”流浪汉憨憨地笑了：“你等着瞧！”说完，把面包抛了上来，正好穿过窗户落进了屋。左拉欢喜地捡起，嚼着面包又跟流浪汉打赌：“再来一次，我就不信你还这么准！”流浪汉想也没想，又扔来一块面包。左拉偷笑着把它塞给寒尚，说：“流浪汉的心意，不吃白不吃。”塞尚犹豫了片刻，到底忍不住诱惑，吞食起来。那之后，左拉便常到塞尚的房间，跟流浪汉打赌，引诱他一次次地把面包抛进了屋里供两人分享。渐渐地，塞尚也学会了这招，每次饿，就跟流浪汉打赌，同样吃到了面包。终于有一次，塞尚在嚼面包时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关切地问：“你总把面包扔得这么准，怎么从不向我们讨要赌注呢？”流浪汉白了他一眼，轻蔑地说：“要说你那兄弟真傻，每次都给我买10个面包的钱，却只要我把两个面包丢进阁楼。阁楼不过3米高，怎么可能失手？”塞尚怔住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才明白牛角面包之所以每次都能幸运地飞进屋，其实是左拉的安排。比直接救助更可贵的是，在施舍时精心设计，让对方保留住梦想和尊严。

罗伊·格劳伯是哈佛大学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量子光学研究。69岁时，他有幸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可最终还是落选了。这时，有家科学杂志办了个“搞笑诺贝尔奖”，邀请他出席。格劳伯明知道其中的讽刺意味，但还是答应了。那天，一群不得志的科学家聚到一起，诉说着心中的苦闷。他们时哭时笑，有些人还叫嚷着向“获奖人”扔东西、喝倒彩。活动结束后，人们都离开了，唯独格劳伯还呆呆坐在那里。清洁工约翰走过来，指着满地的杂物，开玩笑说：“你是想留下来帮我打扫吗？”格劳伯想了想，点点头：“扫地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啊，为什么不呢？”说完便拿起了扫把。那之后，每年举办“搞笑诺贝尔奖”时，格劳伯都会来打扫。就这样过了11年。一次，早已离开的约翰重回旧地，看到年迈的格劳伯还在扫地，便惊诧地问：“你竟然还在这扫地，这么多年都没得奖吗？”格劳伯笑了笑，没回答。这时旁边有人插话：“他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约翰愣住了，想要夺过扫把，却被格劳伯制止了：“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坚持到底，扫地和拿奖不都是一个道理吗？”说完，他又俯下身，颤巍巍地扫起来。一个不怕别人嘲讽的人是可怕的，而一个能将卑微的小事坚持做下去的人更可怕。前者也许更多的是心态良好，后者却有绝对顽强的意志。格劳伯数年坚持扫地，即是磨炼毅力，也是自身品格修养的体现。

李小龙结识了日本美籍商人木村武之，那时他19岁，木村36岁。他们成了忘年之交，村甘愿做李小龙的弟子和追随者。李小龙一直想开设武馆，但没把握，也没钱。现在得到了木村的鼓励和出资帮助，武馆开起来了。李小龙的武馆设在西雅图唐人街的一个地下室里，初衷是以此为谋生手段，并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并独创一支门派。但是创业是艰难的，问津武馆的寥寥无几。李小龙跟木村商量后，就和木村带几个学武的学生，去西雅图的几所大学做示范表演。事实证明，他这种笨拙而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他的表演越来越受大学生的欢迎，每次都有一两个学生放弃他们原有的爱好，而改学中国功夫，武馆初见起色。

阮志天，曾三次入狱的越南异见诗人。在狱中的白天，他和其他囚犯一起开垦荒地，到了夜里，他重温每一首诗歌，用好几天的时间修改，然后归档，如若不满，就将其删除——一狱中并无纸笔，所有这—切都是在脑海中完成的。在12年的牢狱生活里，体重只有72斤的他创作了700多首优秀的诗歌。2012年10月2日，长年忍受肺结核折磨的阮志天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位于北京门头沟的大台煤矿是个老矿区，住在北岭的矿工，每天要翻过南山到达矿区；附近居民，时常上山休闲锻炼。多年来，人们攀山仅靠一条山路。2005年，门头沟大台煤矿退休职工王振明决定山上修路。面对危险、家人反对、闲言碎语，他毫不动摇。8年建成800多阶山路，为南来北往翻山的群众提供了极大方便。人们都敬佩地叫他“开山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