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苏轼到金山寺和佛印禅师打坐参禅，苏轼觉得身心通畅，于是问禅师道：“禅师，你看我坐的样子怎么样？”“好庄严，像一尊佛！”苏轼听了非常高兴。佛印禅师接着问苏轼道：“学士，你看我坐的姿势怎么样？”苏轼从来不放过嘲弄禅师的机会，马上回答说：“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听了也很高兴！禅师被人喻为牛粪，竟无以为答，苏轼心中以为赢了佛印禅师，于是逢人便说：“我今天赢了！”消息传到他妹妹苏小妹的耳中，妹妹就问道：“哥哥！你究竟是怎么赢了禅师的？”苏轼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地如实叙述了一遍他与佛印的对话。苏小妹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她听了苏轼得意的叙述之后，说道：“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中有佛，所以他看你如佛；而你心中有牛粪，所以你看禅师才像牛粪。”苏轼哑然，方知自己禅功远不及佛印禅师。

法鲁克是埃及最后一位国王，他很喜欢偷盗，他甚至从监狱里找来一位老扒手教他如何扒东西。每次在皇官的酒会上，他都会穿梭在各国显贵之间，看准目标下手行窃，等到扒得差不多了，他就躲到一边欣赏自己的“战利品”——手表、皮夹、打火机、粉盒……这些东西对他毫无用处，只好丢进仓库。后来，皇宫有一座仓库装满了他扒来的东西，其中包括从伊朗国王遗体身上偷来的宝剑、宝带和勋章。最终，他尽失人心，被军队推翻下台，流亡海外，死时只有45岁。

王恭为东晋大臣，有过人的情操。—次，王恭从会稽回来，王忱去看望他。看到王恭坐在一张六尺长的竹席上，王忧就对王恭说：“你从会稽回来，应该还有这样的东西，可以送一张这样的竹席给我。”王恭没有回答王忱。等到王忱离开后，王恭就把自己的竹席给王忱送过去。自己没有了竹席，王恭就用草垫垫着坐。后来，王忱听说了这件事，感到非常吃惊。王忱找到王恭，对王恭说：“我以为你有很多这样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要一张的。”王恭回答说：“您还不是很了解我。我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听到王恭这么说，王忧不禁对他钦佩至极。

北宋时期，有一个叫查道的人，一天早上，他和仆人挑着礼物去看望远方的亲戚。他们走了一个上午，到了中午时分，两人都感到肚子有些饿了，可是方圆几里地却没有一家饭铺，怎么办呢？于是仆人向查道建议说：“主人，这四处也找不到食物，我们不如从送人的礼物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吃吧！”。“那怎么行呢？这些礼物既然要送人，便是人家的东西了。我们要讲信用，怎么能偷吃呢？”查道很坚决地说。仆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他，只好无奈地看了看礼物，饿着肚子继续赶路。走着走着，路旁出现一个枣园。枣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枣子，十分招人喜爱。查道和仆人本来已经饿得发慌，更觉得饥饿难耐，便停了下来。查道叫仆人去树上采些枣子来吃。两人吃完枣，查道拿出一串钱，挂在采过枣子的树上。仆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查道说：“吃了人家的枣子，应该给钱。”仆人说：“枣园的主人不在，别人也没看见，何必这样认真呢？”查道严肃地说：“讲诚实是人应有的道德，虽然枣主人不在，也没有别人看见，但我们既然吃了人家的枣子，就应该给钱。”说完，查道挂好钱，带着仆人离开了。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