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吉尔·培根，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著名的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前驱。具有广博的知识，素有“奇异的博士”之称。据说在十三世纪中期，英国学者罗吉尔·培根看到许多人因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就想发明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提高视力。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试验，但都没有成功。一天雨后，培根来到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不少雨珠，他发现透过雨珠看树叶，叶脉放大了不少，连树叶上细细的毛都能看得见。他看到这个现象，高兴极了。培根立即跑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颗玻璃球。但透过玻璃球，看书上的文字，还是模糊不清。他又找来一块金刚石与锤子，将玻璃割出一块，拿着这块玻璃片靠近书一看，文字果然放大了。试验成功了，培根欣喜若狂。后来他又找来一块木片，挖出一个圆洞，将玻璃球片装上去，再安上一根柄，便于手拿，这样人们阅读写字就方便多了。这种镜片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了现在人们戴的眼镜。光是矫正视力的，就有青少年用的近视镜与老年人戴的老花镜，还有其他各种用途的眼镜，人们学习、工作就更方便了。培根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画家刘墉在作画没有灵感时，会把纸折皱，摊在地上看那折痕，前后左右，就能看出许多美丽的山峦和川流。有时，该用宣纸的时候换用别的纸张，因为纸性不同，也可能产生许多意外的好效果，远非平日所能想见。在大学教课时，刘墉也常将纸随便“团”一下，丢在桌上，让学生运用想象，去寻找美的造型。用这种方法创作的画，常能打破惯用的格式，开展出新的面貌，尤其喜爱临摹的学生，往往能因此脱离古人的窠臼。 如此说来，“错”不也是另一种“对”吗？对错之分，孰能分清？而创新，往往就蕴含在这“对对错错”之中。

1935年，只有小学学历的金克木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负责借书还书。一天，他忽然想到：“我为什么不能也像那些教授、学生一样读一些书呢？” 但如何在书海中寻到最有价值的书，令他一筹莫展。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索引”，就像他根据“索引”给借书人找书一样，反过来，他也可以从借书人那里搜索到有价值的书啊！ 从此，借书人就成了他的“导师”。白天，他在借书台和书库间穿梭；晚上他就偷偷阅读那些被别人借过的书。他的“导师”五花八门，但以毕业生为主，这些学生要写论文，因此他们借的书都很有方向性。 给金克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从十几公里外步行赶来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往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金克木接过一看，全是些古书名。待这位教授走后，金克木赶紧把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闲，便照书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 日久天长，这个曾经的懵懂少年不仅靠自学精通了梵语、印地语、世界语等十多种语言文字，还在文学、历史、天文等领域卓有成就，成为一代奇才，与季羡林、张中行和邓铭并称为“燕园四老”。

别涅迪克博士是法国一家化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以认真仔细而著称。一天，在实验室里，他准备将一种溶液倒入烧瓶，谁知一不小心，他将烧瓶掉在了地上。糟糕！别涅迪克博士有些懊恼。然而，烧瓶并没有破碎，他弯下腰捡起烧瓶仔细观察。这只烧瓶和其他烧瓶一样普通，以前也曾有烧瓶掉在地上，但它们无一例外全都成了碎片，为什么这只烧瓶只有几道裂痕呢？别涅迪克博士一时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就把这只烧瓶贴上标签，注明问题，保存了起来。不久后的一天，别涅迪克博士走进实验室前，他看到一份报纸上报道说市区有两辆客车相撞，车上的多数乘客都被客车的挡风玻璃的碎片划伤，司机还被一块玻璃碎片刺穿面部进入口腔。别涅迪克博士一下子想到了那只裂而不碎的烧瓶。他走进实验室拿过那只烧瓶，发现那只烧瓶的瓶壁上有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膜。别涅迪克博士用刀片小心地取下一点儿进行化验，结果表明，这只烧瓶曾装过一种叫硝酸纤维的化学溶液，那层薄薄的膜就是这种溶液蒸发后残留下来形成的，遇空气后产生了反应，从而牢牢地粘在瓶壁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无色透明，所以一点儿也不影响视觉。别涅迪克博士由此想到：如果将这种溶液用于汽车玻璃的生产中，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乘客的生命安全系数不就比现在更有保障了吗？因为这个小小的发现，别涅迪克博士荣登20世纪法国科学界突出贡献奖的榜首，他的细心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在足球王国巴西，每个男孩子都爱踢足球。有一个孩子问父亲：爸爸，告诉我踢球的诀窍吧！父亲想了想，说：明天去给球员擦球鞋吧！男孩很是不解，但还是按父亲的要求去做了。第二天，男孩气呼呼地回到家里：“擦球鞋有什么用？我都没时间看比赛，没时间练球了。”原来，球员并没有给男孩好脸色，他感觉自己被侮辱了。这时，父亲笑着说道：每个脏处便是触球最多的地方，既然你都已经擦过了，就该知道触球的诀窍了。男孩一下子顿悟了，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职业球员。22年职业足球生涯，共参赛1364场，射入1282球。没错，他就是球王——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