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林语堂是中国的两位知名文学家，他们原本是意气相投的老朋友，曾经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的一个处所。有一天晚上，二人挥扇清谈，颇得情趣。正在高谈阔论之时，鲁迅先生不慎把吸剩的烟头随手一扔，烟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林语堂先生的蚊帐下，竟把蚊帐烧去不小的—个角。鲁迅本来是无心之失，林语堂却因此而十分不悦，立即当面责备起来。鲁迅感到对方火气太大，未免小题大做，有伤交友之道，于是，两人争吵起来。一气之下，鲁迅便顶撞林语堂说：“完全烧了便怎样，一共也不过5块钱罢了！”这两位名人，一个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幽默大师”，一个是举世公认的“文坛巨匠”，却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大伤和气，自此分居绝交，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把所有的积蓄一并都投资在一家非常小的印刷厂里。他很想获得为议会印文件的工作，可是这时出现了一个不利的情形：议会中有一个既有钱又能干的议员非常讨厌富兰克林，甚至还公开斥骂过富兰克林。这种情形对富兰克林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富兰克林决定让对方喜欢上自己。富兰克林为此绞尽了脑汁。他所请求的，应该是令对方非常高兴的事才行。这个请求要正好触动对方的虚荣心，使他觉得获得了尊重，还能很巧妙地表示出富兰克林对对方知识和成就的仰慕才行。于是他向那个议员请求道：“听说你的图书室里藏着一本非常稀奇而特殊的书，我极欲一睹为快，请求你把那本书借给我几天，好让我仔细地阅读一遍，可以吗？”果然，那个人马上叫人把那本书送来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富兰克林把那本书还给了他，还附上一封信，强烈地表示了他的谢意。于是，下次当他们在议会里相遇时，那个议员居然首先跟他打招呼，并且极为有礼貌。自那以后，他随时乐意帮富兰克林的忙，他们成了好朋友，一直到他去世。

萧伯纳为庆贺自己一新剧本的演出，特发电报邀请丘吉尔看戏：“今特为阁下预留戏票数张，敬请光临指教。并欢迎你带友人来，如果你还有朋友的话。”丘吉尔立即复电：“本人因故不能参加首场公演，拟参加第二场公演。如果你的剧本能公演两场的话。”

一天，宋太祖在宫中大宴群臣，席间有两位大臣喝醉了酒，在宋太祖面前争起功来，两人越争越不服气，竟然在太祖面前对骂起来，连起码的君臣礼节也忘到了九霄云外。其他出席宴会的大臣见状，纷纷奏请太祖，要求将他们治罪。宋太祖不动声色，仅说了句“他们都喝醉了”，便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去。第二天，二人酒醒，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想：如果太祖追究起来，下场就惨了。于是相约到太祖面前请罪。宋太祖微笑着说：“朕也喝醉了，记不起昨天的事了。”两位大臣明白，这是太祖故意为他们开脱，内心十分感激。其实太祖也处于两难境地：处罚他们了，会有伤君臣关系，毕竟他们都是开国的元老重臣；不追究则乱了规矩，又有失君王的威仪。宋太祖巧妙地运用“糊涂”术化解了这个难题，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唐朝时，裴度为相。有一天，他因公务在中书衙门里大宴宾客，当此热闹之时，一名属下悄悄走进宴会厅，低声向他禀报说自己加班起草了一份公文，想去加盖印信，发现存放印信的盒子还在，印信却不翼而飞了。 印信者，公章也。当官的人都知道，公章是权力的凭证，如果把公章弄丢了，那可是重大的失职，弄不好乌纱帽就没了。搁谁谁不着急呢？可裴度听了以后，没有显露出一丝紧张的样子，只小声警告他说：“现在正在宴请宾客，你先退下吧，别扫了大家的兴，把嘴巴闭严，不要声张。” 属下很疑惑，这么大的事，连让找找都不说，不知道这位宰相大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满胞狐疑地退了出去。宴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一直喝到半夜，正感觉畅快淋漓之时，那名属下又面带喜色地向裴度汇报：“大人，印信又回来了，在盒子里安然无恙，真是活见鬼。”裴度没有说话，挥手让他走开。宴会尽欢而散。 事后属下问裴度：“知道公章丢了，您怎么不着急呢？”裴度回答：“这一定是衙门里的人私下里书写契券，然后偷拿印信盖上公章，我料想他盖完后就会放回原处，如果此时声张起来肯定狗急跳墙，为证清白而把印信偷走扔掉，那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属下一听，恍然大悟，非常钦佩。 裴度的一生，历经四朝，三度为相，五次被贬，可不管是升是降、是荣是辱，他都坦然接受。胜不喜，败不馁，进退无怨，得失无悔，虽仕途凶险，却得善终，智量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