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候，有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名孙武，他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庐。吴王看过之后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是不是拿我的军队试试？”孙武说可以。吴王再问：“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孙武也说可以。于是吴王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两个宫姬为队长，并叫她们每个人都拿着长戟。队伍站好后，孙武便发问：“你们知道怎样向前向后和向左向右转吗？”众女兵说：“知道。”孙武再说：“向前就看我心胸；向左就看我左手；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背后。”众女兵说：“明白了。”于是孙武使命搬出铁钺（古时杀人用的刑具），三番五次向她们申戒。说完便击鼓发出向右转的号令。怎知众女兵不单没有依令行动，反而哈哈大笑。孙武见状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应该是将官们的过错。”于是又将刚才一番话详尽地再向她们解释一次。再而击鼓发出向左转的号令。众女兵仍然只是大笑。孙武便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斩他的爱姬，急忙派人向孙武讲情，可是孙武说：“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遂命左右将两女队长斩了，再命两位排头的为队长。自此以后，众女兵无论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甚至跪下起立等复杂的动作都认真操练，再不敢儿戏了。

乔布斯想把厂房的墙都刷成纯白色，负责人反对说：“工厂不能刷成纯白色，那样到处都会是灰尘和脏东西。” 可是对乔布斯来说，多白都不过分。负责人最后只好随他去了。纯白色的墙壁，亮蓝色、黄色或红色的机器，整个工厂车间看上去就像一个油画作品展。 当被问及为何对工厂的外观如此重视时，乔布斯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追求完美的激情。 另外，在日本所看到的东西对乔布斯的影响也很大。他钦佩日本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团队精神和纪律意识。乔布斯说，如果连保持工厂一尘不染都做不到，那么也无法让所有机器都保证运转。 孔子说：“君子不器。”对这句话，李泽厚解释为：“即人不要使自已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和机械。”安德烈·莱维解释为：“君子不要把任何人当器具对待。”乔布斯对待产品和员工的方式恰好可以印证李泽厚和安德烈的话。他本人从未沦落为名利的奴隶、竞争的奴隶和市场的奴隶，他的产品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他创造性激情的展现，是他献给世界的礼赞。他也不会把手下的员工当作实现目的工具，事实上他总是试图激发起员工的创造性热情，他虽然对员工要求苛刻，却也因此帮助员工挑战了自己的极限，每一位共事者都为曾经一起渡过的充满创造激情的日子感到骄傲。

英国爵士斯蒂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伍尔芙酷爱写作，小女儿贝尔喜欢画画。姐妹俩常在一起搞创作。不过，伍尔芙总爱跟妹妹“学”——先是学妹妹用画笔写作，后来又买了画板把纸夹在上面，跟妹妹—样站着写。父亲看伍尔芙总是站着写太辛苦，劝道：“写作和画画不一样，快坐下来写吧。”她没听父亲的话，继续站着写。三年后，伍尔芙发表了第一篇书评，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很多文章。这时，伍尔芙才坐下来写作。妹妹看见了，疑惑地问：“你怎么又回到从前了？”伍尔芙笑笑说：大家都以为我在跟你较劲，其实我是在跟自己笨拙的文笔较劲。我用画笔站着写，是为了逼着自己写得短而快，这样才不会那么辛苦啊。”她停了停，接着说：“爱较劲没错，关键要知道为什么较劲，朝哪个方向努力。此后，伍尔芙笔耕不辍，推出了《达洛维夫人》等作品，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马克思为了把最好的研究成果献给工人阶级，他总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反复推敲、修改自己的作品。他曾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曾多次修改手稿。拉法格曾回忆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做法。”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其余各卷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经典巨著，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1952年的一天，诗人艾青前去拜访已经88岁高龄的齐白石。此次登门，艾青还带了一幅画，请求他鉴别真伪。齐白石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对艾青说：“我用刚创作的两幅画跟你换这幅，行吗？”原来，艾青带来的这幅画正是齐白石数十年前的作品。艾青走后，齐白石一直愁眉不展。一天夜里，儿子起来上厕所，发现父亲书房的灯亮着，走进一看，原来父亲正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描红。儿子不解，便问道：“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早就盛名于世，怎么突然想起描红了，而且还描这么初级的东西？”“我的声望高，很多人说我画得好，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我也被这些赞誉弄得有些飘飘然了，无形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直到前几天，我看见自己年轻时画的一幅画，才猛然惊酲。我不能再被外界的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所以还要认真练习，自己管住自己啊。”此后，即便年龄越来越大，齐白石还是坚持每天画画，而且从不懈怠。有时为了一幅画，他甚至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被赞誉冲昏头脑，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许正是这位书画大师成功的原因。

在19世纪时，洛克菲勒家族事业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只是一个周薪7美元的打工仔，但他通过个人奋斗最后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在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方面，他制订了许多严格的“措施”。约翰·D·洛克菲勒常常和孩子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儿子上学时，他让儿子滑着旱冰经过中央公园到林肯学校，家庭司机只是开着车跟在后面。另外，洛克菲勒家族很注重到世界各地游历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带着家庭教师和一大堆行李，开始飞越美国大陆、欧洲、北非等地。这种教育增强了孩子们认识社会多元化和准确把握社会常理的能力，为以后确立人生目标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

郎朗曾被称“土豆脑袋” 2012年8月30日，著名钢琴家郎朗的父亲郎国任撰写的《我和郎朗30年》一书，在中国出版集团展区首发。书中，郎国任讲述了儿子从普通孩子成长为超一流钢琴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郎朗被某位钢琴教授斥责为“土豆脑袋，难成大器”，险些夭折的求学经历等。对于郎爸的教育心经，杨澜曾颇有微词：“我认识郎朗是在10年前，那时候他不到20岁，是个音乐天才。当时对郎爸的印象不好，觉得他是在压迫着郎朗学琴，简直是反面的典型，不过现在从结果看，郎国任先生确实是因材施教，郎朗成功的路是不可复制的。” 天才的锻造，离不开郎朗父亲因材施教的良苦用心。

自律精神，需从小培养。岳飞教子的原则是：受罪重于士卒，作战先于士卒，受功后于士卒。其子岳云12岁参军作战，一次骑马下坡，不慎人马栽进沟里。岳飞喝令，按军法鞭打岳云，众将求情不允，责打百鞭。此后岳云刻苦训练，勇猛作战。攻打随州时，冲锋陷阵，第一个登城。从小的严格教育，培养了岳云的才干。反观当下，缺乏自律的“坑爹儿女”比比皆是，难道不值得父母们反思吗？

1963年冬，谢觉哉故乡的生产队有人违犯制度，私自上山乱砍树木，无人制止。谢老的一个儿媳和孙媳，一气之下，也砍了几棵。后来队里对砍树者罚款，但因顾及谢老的面子，原谅了他的儿媳和孙媳。 不久，这件事传到了谢老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谢老对故乡的绿化非常关心，每当他回故乡探亲，看到那么多荒山秃岭，多次鼓励群众植树造林，要人做到爱小树如爱小孩，爱大树如爱老人，临走时，还一再教育子女要带头绿化，爱护公共树木，想不到如今自己的孩子也私自砍伐公共树木。他气愤地说：“我的儿媳、孙媳都是社员，是社员就要一视同仁。正因为是我的孩子，更要遵守规章制度，违犯了制度更要加重处理。如今，她们砍了集体的树，应当同别人一样罚款，还要作检查。”很快，他的儿媳和孙媳按规定补交了罚款，并作了检查。 以身作则才能管好别人。上行下效，不随波逐流，作为一个领导者尤其应该坚守原则。

“多年以来，我认识到，当你拥有真正优秀的人才时，你不必对他们太纵容，”乔布斯解释说，“你期待他们做出好成绩，你就能让他们做出好成绩。最初的Mac团队让我知道，最顶级的人才喜欢一起工作，而且他们是不能容忍平庸作品的。你到那个Mac团队里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们会告诉你，那些痛苦都是值得的。” 大多数人确实这么认为。“他会在开会的时候大喊，‘你这个蠢货，你从来就没有把事情做对过。”黛比·科尔曼回忆道，“类似的事情好像每个小时都会发生。但我还是认为，能够和他并肩作战，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乔布斯的苛责与尖锐也有一些好处。那些没有被他摧毁的人都变得更为强大。他们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既是出于畏惧，又是渴望取悦他，也是意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着这样的期待。有时候，你可以对抗乔布斯，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幸存下来，还能茁壮成长。虽然这并不总能成功，但如果你平静而自信，如果乔布斯审视你一番后认为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就会很尊重你。多年来，无论是在他的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他的核心圈子里聚集的都是真正的强者，而不是谄媚者。

欧阳修创作精益求精。为了修改文章，他常常把文章抄在一张大纸上，挂在墙壁上反复琢磨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他在任源州太守时，写了一篇《醉翁亭记》。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他抄在6张大纸上，派人张贴在滁州城的几个城门口，让衙役为过往的行人朗读文章，虚心地请众人帮他修改。有一位老樵夫看到太守如此诚恳为文，就找到欧阳修说：“大人的这篇文章写得挺真实的，就是开头有些太啰唆了。”欧阳修非常谦虚地读着文章的开头：“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毛病就在这儿。”欧阳修明白了您是说这些山的名字不用一个个写出来。”老樵夫笑道：“我每天都在这琅琊山上砍柴，非常熟悉这里的地形，站在南天门上，什么乌龙山、大丰山、花山、白米山，一转身就全都看见了。”欧阳修听后连声说道：“您老说得有道理，有道理！”随即拿起笔，把文章的开头改为：“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即便是到了晚年，欧阳修仍然在自觉地修订文稿，常常斟酌到深夜。他的夫人就揶揄他说：“又没有人逼着你去改，难道还怕你的先生责怪吗？”欧阳修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怕先生责怪，我是怕后生笑话呀！”

1925年，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著名长诗《列宁》，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长诗以强烈的感情，歌颂列宁高尚的人格、不朽的事业和光辉的思想，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传诵到全国几乎每个角落。 有一天，几个革命文学有志青年拜访马雅可夫斯基，请教成功之道。马雅可夫斯基说：“如果有人对我说，马雅可夫斯基写得很好，他去年写了一部好作品，今年写的另一部也和那一样的好，那照我的看法，这就是很坏，实际上就是失败了。” 大家表示困惑，追问：“确实好的作品，为什么说是一种失败？” 马雅可夫斯基严肃地回答：“因为我一贯以‘超越自我’自勉，规定只有在‘跨过自我’之后，才能出版一本新书，这样也就会把已经取得的成绩抛在身后，从而使自己能够不断攀升新的高度。和去年一样好的作品说明它远没有达到我内心的要求与标准。” 后来，马雅可夫斯基新诗不断，且艺术魅力愈加光彩夺目。斯大林高度评价他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

2013年初，周星驰接受柴静专访。对于一个大腕级人物来说，完成一次媒体采访，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很快，这次访谈在一问一答间顺利完成了录制，只等着届时播出。可是，录制完成二十天后，柴静接到周星驰打来的电话，要求将节目重新再录制一遍，而且其态度坚决。一时间，柴静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柴静与周星驰进行了面谈，在得知周星驰要求重录的缘由后，非但没有抱怨周星驰难缠，还对其为人处世的作风有了更多的崇敬。那么，周星驰为什么要坚持重新录制呢？原来，在第一次录制的时候，周星驰的普通话说得不是很利索，时不时会“窜”到粤语腔调上，不过，如果配以字幕，观众的倾听应该不会有多大障碍，对于很多被采访的人来说，这点瑕疵都是能够被原谅的，但是，周星驰在录完节目后，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回到香港后，他拿着采访稿，整整苦练了二十天的普通话，直到助手们真心实意地说：“绝对OK！”他这才打电话给柴静要求重新录制。第二次录制，效果果然不一样，节目播出后，反响极好。事后，柴静在其博客中由衷赞道：“这就是周星驰，他个性如此，会在某些事上极为投入专注……”的确如此，从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最终成长为“喜剧之王”，一路走来，周星驰凭借的正是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三十岁才大器晚成的林志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可不是躺着就变成林志玲的。”其实，没有谁是躺着成为谁的，每一个成功者都曾是不甘平庸的奔跑者。

我家的水龙头漏水，请工人来修，原因是里面的橡皮磨损，造成无法旋紧。工人把新的橡皮装入，并重新扭上龙头，对我说：“以后关水不要扭的太紧，水恰恰止住就可以了！”“扭紧一点不是更好吗？”我问。“不，扭得太紧只会使橡皮磨损和弹性疲劳，反而造成漏水。”从此，每次我管教孩子时，都会想到水电工的那句话。过严的管教只会造成孩子的习以为常，阳奉阴违，当孩子把打骂看成家常便饭时，问题反而多了。 “过犹不及”，太多太少都不好。对孩子的教育要宽严相济，给孩子一个自由空间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他的道德规范。

班超是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公元100年初，他担任西域都尉。班超在西域任职达30多年，威慑西域诸国。在他任期内，西域各族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汉朝西北部边疆及西域地区得以安宁。为此朝廷封其为定远侯，可谓功成名就。当班超年老力衰时，便上表辞职。皇帝念其劳苦功高，便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任尚接替他的职务。在上任之前，任尚去拜访班超，想问问班超管理西域的妙方，任尚见到班超后问他：“我要上任去了，请您教我一些统治西域的方法。”班超了解任尚是个急性子，做事经常一板一眼的，于是对他说：“当水太清时，大鱼就没有地方躲藏，谅它们也不敢住下来；同样，为政之道也不能大严厉、大挑剔，否则也不容易成功。对西域各国未开化民族，不能大认真，做事要有弹性。大事化小，繁事化简才是。”任尚听了，大不以为然。虽口头上表示赞成，内心却不服。“我本以为班超是个著名人物，肯定有许多高招教我，却只说了些无关痛痒、无足轻重的话，真令我失望。任尚果然把班超的教诲当做了耳旁风。他到达西域后，严刑厉法，一意孤行。结果没过多久，西域人便起兵闹事，该地就此失去了和平，又陷于激烈的刀兵状态，而任尚也因此被召回京城问罪。

以下是张艺谋妈妈的访谈录：其实艺谋有点怕他爸。他从来没说过，但实际上我能看出来。艺谋拍《红高粱》的时候吸那个纸烟。萧华过来告诉我们，说艺谋的烟灰缸有多少多少。我一听就觉得这事可不得了。他爸以前就是吸烟的，虽然后来戒掉了，但他那个气管炎就落下病根，一直好不了。于是，他爸跟我就一块儿专程到西安去了一趟。到了他那儿一看，果不其然，有烟味儿，有烟灰缸，都在那儿放着。他爸当即给他写了张字条，让他立刻戒烟。艺谋吸烟我以前是知道的，也说过他几次，但是没有效果。我们专程去了西安，他爸爸又写了字条，表明了态度，他就把烟给戒掉了。后来别人问他为啥不吸烟了，他就说：他想多拍几部片子。但我知道这是他爸爸起了作用。

泡利曾经批评学生的论文，“连错误都算不上。”他对一篇文章最好的评价就是：“这章几乎没有错。”克朗尼最早提出电子自旋的概念，可是拿着论文去找泡利，被骂了一顿，因为泡利指出计算不符合相对论。于是他们没敢发这篇文章，留下了一大遗憾。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待人难得糊涂，不喜与人计较，与同事关系非常融洽。有一次，他的合伙人爱德华·贝特福在南美经营一笔生意失败了，贝特福很内疚，不知如何解释，他等待着洛克菲勒的批评。一天下午，贝特福在路上走着，发现洛克菲勒和别人在后面边走边交谈，但是贝特福害怕面对洛克菲勒，于是他加快脚步照直向前走。可是洛克菲勒在后边叫住了他，洛克菲勒在他的肩膀上真诚地拍了拍，说：“好极了，贝特福，我们刚才听人说了你在南美的事。”贝特福以为洛克菲勒要责备他，马上说：“但是，那实在是一笔很大的损失，我们只保全了60%的投资。”洛克菲勒却以惊异的口吻说：“这是说的哪里话？你犯了什么错？全靠你处理有方，我们才保存这么多投资，我们都很感激你的能干呢。”寥寥数语使贝特福放下了心理包袱，也付出了他的感激和忠诚。他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朱元璋出身贫寒，年幼时父母死于瘟疫，他放过牛，做过干粗活的小和尚，还被迫落草为寇。走投无路时，他还偷偷拿过别人的东西，受尽了欺凌。他很自卑，做了皇帝后，因为总是担心被别人嘲笑或算计，他渐渐猜忌成习。有一次，有人告诉朱元璋，说文人喜欢用文字来挖苦和诽谤人。那人还举了个张士诚的例子。说张士诚原本叫张九四，当了王爷让文人给他取个新名，结果文人就给他取了个“士诚”。这看似一个尊贵的名字，实际暗藏玄机，《孟子》说了：士，诚小人也。那个文人是在骂张士诚是小人呢！唉，可怜张士诚，被别人叫了一辈子“小人”都不知道。朱元璋听完，立刻派人去查《孟子》，果然发现了“小人”的说法，从此，他对文人更加提防了，猜忌心也越来越重。到后来，对于那些不肯出来做官的文人，朱元璋基本都杀害了，以免后患。当时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也无一幸免，高启被朱元璋处以死刑，杨基也因事被朱元璋罚做苦力，最终死在了工地上。没过几年，徐贲、张羽分别被处死和被贬岭南。除了吴中四杰，夏伯启叔侄也因不服从朱元璋而遭到猜忌被处死。他们斩断手指以抵抗进京做官，朱元璋将他们抓到了京城，问：“之前天下大乱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呢？”夏伯启回答说：“红寇大乱时，我等在福建和江西一代避居。“红寇”说的就是朱元璋早期参加的红巾军，于是他大怒道：“朕知道你夏伯启心怀怨恨，认为朕得天下用的手段非正道。”说着，朱元璋看了看夏伯启叔侄斩掉的手指，“你夏伯启故意提到红寇，肯定还有其他意思。你们故意斩断手指，不就是不想替朕效力吗！朕就成全你们，让天下的人看看，以后谁还敢抗旨。”最终，夏伯启叔侄被判了死刑。后来，朱元璋猜忌越来越严重，一些大臣往往是稍有过失，便会被判以死刑，据说，当时胡惟庸和蓝玉两大案，牵涉受死的就有好几万人。

史蒂夫·鲍尔默儿童时代，鲍尔默总是竭尽全力讨父母欢心。他倍受母亲的宠爱和父亲的严格管教。父亲没有上过大学。他记得从他八岁起，他的父亲就一再告诉他今后必须上哈佛。父亲一生就遗憾没有上过大学，把希望托付给他。鲍尔默后来回忆说，“父亲总是说‘放弃的人出生以前就放弃了。如果你要成功，就不能放弃。’”父亲有着不留情面的工作原则，让小史蒂夫和他的妹妹照单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