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凌晨发生在烟台一间公司宿舍楼三楼的大火，让江苏海门“80后”周江疆的名字，被所有人记住了。人们震惊于他身上的两个标签：“毫无争议的富豪之子”“不顾生命两度冲入火场救人”，坐享财富却拼足劲辛苦付出的他，在28岁时用最帅的方式将“富二代”“高富帅”这样充满争议的词条洗涤得纯净夺目。当日凌晨1时许，周江疆第一个发现了火情，大声疾呼并快速撤出。发现员工们大多还在沉睡后，他又跑进火场，逐间敲门，把员工一一唤醒。到了楼下，周江疆发现还有3名员工被困，决意二进火场。他留给女友最后的一句话是“不行，我一定要去，爸爸不在公司，我就要为员工负责。”周江疆冒着浓烟摸到员工徐俊敏和仇彩萍的宿舍，拼命敲门。徐俊敏慌忙起床，下楼逃生，仇彩萍也因风向原因逃脱险境。然而，周江疆却再未能冲出火海。“他是富二代也好，不是也好，他都是我们的江疆。”被救员工陈玉彬说。是的，危急时刻，爱和责任就如“本性难移”，与身份无关，更与财富无关。

80年前，菲尔德·卡斯特罗在古巴马亚里市一个叫比兰的庄园里降生了。他一生下来个头就很大，有5.44公斤重，似乎预示着他日后将成为一个大人物。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原来是个西班牙军人，到古巴定居后靠种甘蔗和精明的投资发了家，成为当地有名的种植园主。母亲琳娜本来是庄园的厨师，在安赫尔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嫁给了他。因为家境良好，卡斯特罗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他是家里的老三，几个孩子感情非常好。因为不愿意跟哥哥姐姐分开，他4岁就和他们一起上了小学，老师只好让他旁听。没想到，卡斯特罗却表现出了超人的天赋——才思敏捷，看东西过目不忘。于是，成绩优异的他升四年级时直接跳到了五年级。可是一放学，他就变成了贪玩儿的孩子，每天都去河里游泳，喜欢玩弹弓和弓箭，还经常光着脚在田野里奔跑。稍大一些后，他又迷上了棒球和篮球。至今，对体育的爱好都伴随着他是生活。认字后，卡斯特罗迷上了史诗故事，哥哥常给他讲古希腊和罗马的战争故事，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还喜欢听父亲讲古巴独立英雄和自己参加战斗时的故事，古巴民族独立先驱者何塞·马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圣马丁都成了他最崇拜的英雄。就在那时，卡斯特罗幼小的心中已经埋下了革命的种子。虽然出身种植园主家庭，小卡斯特罗对普通农民却一直有着深切的同情。一次，他在河边玩耍时问—个6岁的男孩为什么不去学校念书，并告诉他“不念书，将来别人会欺骗你、掠夺你”。男孩说因为没有衣服和鞋子。卡斯特罗听罢脱下鞋和衬衫放在石头上，对男孩说：“如果别人问你，就说是在河边捡的。”第二天，卡斯特罗的母亲在街上看到一个男孩穿着自己儿子的衣服，那男孩说衣服是在河边捡的，如果她要可以还给她。琳娜也只好作罢。很有正义感的小卡斯特罗反对父亲虐待雇农，甚至为此与父亲争吵。13岁时，他组织工人罢工反抗自己的父亲，结果被父亲狠狠抽了一顿鞭子。在学校里，他也为穷苦学生没有肉吃不平，因为组织学生为争取伙食待遇进行抗议，还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59年，苏联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毛泽东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被选中参研。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88年，核潜艇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一穷二白的年代，他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他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当年邓稼先面对美国的挽留者，引用了巴斯特的话说：“科学没有国界，但学者有自己的祖国。”他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在艰苦的环境从事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王德滋说：“我的人生格言是，爱国、奉献、务实、创新。科学家首先应当爱祖国，讲究民族气节，这是压倒一切的大道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国耻难忘。唯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走强国之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民族凝聚力，才能反对霸权主义，免受外国欺侮。爱国不是空谈，应当提倡奉献精神。我之所以选择地质科学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并非为科学而科学，而是想通过寻找地下资源，让祖国早日富强起来。做地质工作，长年累月工作在外，跋山涉水，栉风沐雨，相当艰辛，正是为科学奉献精神成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的支撑力量。今天，有些年轻人不愿读艰苦专业，不愿献身地球科学，这是不对的。试想：如不开发自然资源，不保护自然环境，经济建设能上得去吗？”著名学者季羡林在《旅德十年》—书中写道：“在家的时候，我只想，也只能是想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我的想念，又增加了一个，祖国母亲。”

林徽因是我国建筑学界的一代才女，人们印象中的她贤淑文弱，痩削而多病，但她为了和丈夫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却甘愿风尘仆仆辗转于乡间小道，在艰苦的条件下徒步考察。此时的她肺部和肾脏已经严重受损，但她为了完成最后的工作，不惜将整个生命赌上去，从死神那里夺取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后的三次拼搏： 第一次是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绘图、试做、讨论、修改都在病中完成，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起立鼓掌通过这个设计，那时她已经病弱得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 第二次是抢救景泰蓝，她带学生跑工厂作坊，才使得这种国宝工艺不致失传并且发展壮大，这时的她，肺布满空洞、肾切除一侧、结核菌已蔓延到肠子了，一天只吃二两饭，只睡四五小时觉。 第三次拼搏是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主要承担纪念碑底座装饰浮雕设计。 1955年4月1曰，因为长期积劳，病情恶化，她在同仁医院走完了51年的生命历程，这位柔弱女子就这样勇敢地与死神奋战到最后一刻，从它那里多争到了十年时间，给我们新中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