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刘禹锡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都被贬官。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播州（辖今贵州遵义市等地）刺史。当时播州属于荒蛮不开化的地方，瘟疫盛行。柳宗元哭着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他考虑到刘禹锡母亲年纪大了，便上书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柳州而自己到播州去，即使因此得重罪，也不后悔。当时，正好朝中也有人替刘禹锡请求，于是刘禹锡得以被改派到连州。

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有一次在街上走着，一位乞丐拦住了他。这是一个衣衫破烂、身上红肿的乞丐，他被贫穷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个乞丐向屠格涅夫伸出了渴求施舍的手。可是屠格涅夫翻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出一枚硬币，他什么也没有带。乞丐伸出的手在空中僵持着，他的眼神渐渐变得黯淡。屠格涅夫感到非常惶恐，他一下子握住乞丐又脏又腻的手，带着歉意说道：“对不起，伙计，我什么也没有带。”乞丐愣了一下，然后紧紧握住屠格涅夫的手，说：“不，你给了我最昂贵的施舍。”是的，没有比尊重更昂贵的给予了。

高尔基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治疗时，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并在院子里栽了一些花。后来，马克西姆先回国了，高尔基给儿子写了这么一封信：你走了，可是你栽的花却留了下来。我望着它们想，我的儿子走后留下了某种美好的东西——鲜花。要是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留给人们的都是美好的东西，那你的生活将会是轻松和愉快的。那时你会感到所有人都需要你。 给予的人最快乐，因为他体会到了被需要的感觉。但大多数人沉浸在对于自己给予和收获的比较之中，忽略了这种快乐。

1858年，瑞典某富豪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女儿。然而没过几年，这个不幸的小女孩便染上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瘫痪症，从此失去了站立和走路的能力。几年之后，这个女孩在听了一个船长讲的关于天堂鸟的故事后，迷恋上了它，为了找寻天堂鸟，她竟然慢慢站起来并拉着船长向甲板上走去。从此，她的病痊愈了。凭借这种强烈的愿望，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最后成了世界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茜尔玛·拉格萝芙。 满怀希望，忘我地投入进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到。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祖国张开温暖的双臂迎接这位“娃娃博士”。邓稼先沉浸在青春的欢乐和家族的幸福之中。 但是，历史风云变幻，祖国面临核大国的威胁。邓稼先毅然接受开拓祖国核事业重任，离别妻儿，隐姓埋名，走向大戈壁，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进行着艰苦的科学攻关，为我国的两弹试验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从此，他从物理学界的讲台上消失了。 20多个春秋过后，头发里夹着大戈壁沙粒的邓稼先回来了，“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邓稼先的名字才重新出现在普通人的中间。此时，他的妻子已年过花甲，而癌魔却早注入他的肌体，他光辉的生命已燃烧到了尽头。 他临终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而无憾！”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有歼击机女飞行员受阅。练习中，所有人都在猜测“备飞”的终极人选，但出乎意料的竟然是张晓佳，因为她的综合素质最好，反而成了最合适的“替补”。当时在她旁边的队友，只能默默地安慰独自流泪的张晓佳，她的难过可想而知。就像2009年春晚小品《我心翱翔》中的台词一样，“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啊。可我知道，假如我飞了，就意味着她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张晓佳还是默默地准备，辛苦地奉献。终于，她和所在的这支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任务。 这种不计功劳、不为金钱的精神，正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动力所在。

1899年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就读时，他的导师是数学家明可夫斯基。有一次，爱因斯坦问明可夫斯基：“一个人，比如我吧，究竟怎样才能在科学领域、在人生道路上，留下自己的闪光足迹、做出自己的杰出贡献呢？”这是一个“尖端”的问题，明可夫斯基表示要好好想一想，，日后予以解答。三天后，明可夫斯基告诉爱因斯坦答案来了！他拉起爱因斯坦就朝一处建筑工地走去，而且径直踏上了建筑工人们刚刚铺平的水泥地面。在建筑工人们的呵斥声中，爱因斯坦被弄得一头雾水，不解地问明可夫斯基：“老师，您这不是领我误入‘歧途’吗？”“对、对，正是这样！”明可夫斯基说：“看到了吧？只有尚未凝固的水泥路面，才能留下深深的脚印。那些凝固很久的老路面，那些被无数人、无数脚步走过的地方，你别想再踩出脚印来……”听到这里，爱因斯坦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从此，一种非常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意识，开始主导着爱因斯坦的思维和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从来不记忆和思考词典、手册里的东西，我的脑袋只用来记忆和思考那些还没载入书本的东西。”于是，就在爱因斯坦走出校园，初涉世事的几年里，他作为伯尔尼专利局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科学史册上留下了深深的闪光的足迹。

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怀素自幼聪明好学，他在《自叙帖》里开门见山他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他勤学苦练的精神是十分惊人的。因为买不起纸张，怀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

67岁的动物学家卡尔·施密特博士是芝加哥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一天下班后，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继续观察美洲的毒蛇，不幸被蛇咬伤。当时电话打不出去，他自知性命难保，但依然镇定自若。为了给后人留下科学研究的资料，他记录下自己垂危时的感觉： 体温很快升到39度，胃剧痛，燥热，耳鸣，眼皮痛，睁眼困难…… 四小时了，口鼻开始出血…… 看不见体温表了，情况非常严重…… 疼痛消失，呼吸困难，全身瘫软，开始脑充血了…… 在被毒蛇咬伤5个小时后，在为世界留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科学记录后，这位科学家与世长辞了。

1950年，数学家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职务，奔回祖国的怀抱。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回国后，华罗庚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

快乐在哪里？世人始终都在寻找答案。古希腊人也不例外： 一群年轻人到处寻找快乐，却遇到许多烦恼忧愁。他们向苏格拉底请教，苏格拉底说：“你们先帮我造一条船吧！”这群年轻人暂时把寻找快乐的事儿放到一边，找来工具，齐心协力，费尽心力，造出了一条巨大的独木船。他们把苏格拉底请上船，一边合力划桨，一边齐声唱歌。苏格拉底问：“孩子们，你们快乐吗？”他们齐声回答：“快乐极了！”苏格拉底道：“快乐就是这样，它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忙得无暇顾及其他之时突然来访。” 全身心地投入某事之中，你就会体会到最纯粹的快乐！

1852年2月21日，果戈理逝世。挚友屠格涅夫伏案疾书，用悲伤的泪水写出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但是彼得堡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一切悼念和颂扬果戈理的文章，并且声言，如果屠格涅夫不顾禁令，强行发表文章，他就会遭到逮捕。正直和勇敢的屠格涅夫不怕专制主义者的威胁，他把文章送到莫斯科，趁那里还没接到禁令，就把文章在《莫斯科新闻》上刊登了出来。沙皇的特务机关不久见到了这篇文章，在把屠格涅夫监禁一个月后，沙皇亲自下令，把屠格涅夫流放到斯巴斯基去。 真正的友情是强大的信念，支持着人们抛弃一切，战胜一切。

唐代宗时，天下大乱，新疆的回教联合西藏的回教造反，快要打到长安了，皇帝下诏请郭子仪出山。当时他连一支部队都没有，跟在身边的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一接到诏命，他只好临时凑人出发，勉勉强强把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兵，连退伍老弱都加以整编，也只凑了5000人，去抗拒敌人10万雄兵。他到了前方跟随军的儿子讲，这仗不能打，我一个人去敌营，或许还有点办法。郭子仪出发之际，他的三儿子紧紧拽住父亲的马缰：“回纥人如狼似虎，父亲大人是堂堂元帅，怎么能自己送上门去当俘虏？”郭子仪告诉儿子：“现在敌强我弱，如果硬拼，我们父子都要战死，江山社稷就危险了。如果能与回纥谈判，说服他们倒戈，那就是黎民百姓的福气，扭转战局，在此一举。”他推开儿子，向回纥军营策马而去。回纥首领药葛罗听说郭子仪来了，将信将疑，他生怕有诈，命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郭子仪摘下头盔，脱掉铠甲，放下兵器，缓缓而行。当他来到药葛罗面前时，回纥酋长们一起拜倒，表达了诚心诚意的欢迎。郭子仪凭借一己之力说服回纥首领，单骑退兵，从此名震千古，传为佳话。

1959年，苏联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毛泽东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被选中参研。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88年，核潜艇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一穷二白的年代，他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他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唐山大兄》一片的摄制，在极原始、极艰苦的泰国柏庄。当时嘉禾还没有足够的财力去造出剧情所需的场景、道具，住宿、饮食条件都十分艰苦，气候也不适应，总之，比在好莱坞拍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李小龙怨言归怨言，工作起来却十分投入，仿佛有使不尽的精力和力气，令其他疲惫不堪的演职员十分佩服。尽管当时条件艰苦，工作繁忙，精神和体力严重透支的李小龙仍坚持练功。他们住在柏庄附近小镇的旅馆里，每天天末亮，李小龙就起来跑步健身，而当时极度疲惫的演职人员还沉浸在梦乡中。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政府为了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消除前线将士的恐惧，决定派出文艺团队到前线慰问演出。阿尔弗雷德·丹希尔是伦敦一家杂技团的青年演员，他被征召到了战争前线后，被将士们那种顽强作战的精神所感染，每到一个地方都卖力演出。有一天，他们来到—处阻击阵地，战斗刚刚结束，战士伤亡非常严重，丹希尔看到一位战士倒在血泊里，赶快给他包扎伤口止血。这位战士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便对丹希尔说：“不要再为我费力了，请把药品留给别人吧。”丹希尔难过地哭了起来。战士又对丹希尔说：“老弟，可否给我一支烟？我想抽一支烟再到天堂。”丹希尔急忙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放进这位士兵的嘴里，然后又拿出火柴准备给他点上，可是这个地方刚下完雨，火柴根本点不着，丹希尔急忙找别人要火柴，可惜别人的火柴也全部无法点着火。等丹希尔回来的时候，那位士兵已经牺牲了，嘴里还叼着那支烟。丹希尔痛苦极了。后来丹希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两年后发明了由金属壳体和顶盖结构组成的“金属火柴”，他给它取名为“打火机”。

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都是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他们一拿起笔写作，就像着了魔似的，常常对他们在书中塑造的人们达到产生幻觉的地步。有一次，一个朋友去拜访巴尔扎克。这位朋友敲门时，听见巴尔扎克正在与人激烈争吵：“你这恶棍，一定要给你点厉害！”他的朋友急忙推门进去一看，原来巴尔扎克正在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吵架。还有一次，巴尔扎克突然走到在他家做客的朋友面前，激动地痛斥说：“你，你，使这个不幸的少女自杀了！”那位朋友惊慌失措，莫名其妙地张大嘴巴望着他。原来巴尔扎克所说的少女，是他正在创作中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人物欧也妮。福楼拜也有同样的情况。一次福楼拜的朋友去看望他。只见福楼拜坐在地板上痛哭，泪如雨下，真是悲痛欲绝。朋友用手使劲地摇摇他的肩膀，问他为何这样伤心。福楼拜悲痛地回答说：“包法利夫人死了！”“哪个包法利夫人？”朋友不解地问。福楼拜痛苦地指着桌上一大卷稿纸说：“那就是我的包法利夫人呀！”他的朋友明白了原来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死了。就对他说：“何必伤心呢？你不愿她死，把她写活嘛！”福楼拜哀伤地说：“写到这里，她非死不可，她没法再活了！”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所以能誉满全球，就是由于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执著追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痴迷。

鲍尔·海斯德是美国一位研究蛇毒的科学家。他小时候看到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人被毒蛇咬死，就决心研究出一种抗蛇毒药。他想，人患了天花，会产生免疫力，而让毒蛇咬后能不能也产生免疫力呢？体内产生的抗毒物质能不能用来抵抗蛇毒呢？他认为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从15岁起，他就在自己身上注射微量的毒蛇腺体，并逐渐加大剂量与毒性。这种试验是极其危险和痛苦的。每注射一次，他都要大病一场。各种蛇的蛇毒成分不同，发作方式也不同，每注射一种新的蛇毒，原来的抗毒物质不适用，就要经受新的抗毒物质的折磨。他身上先后注射过28种蛇毒。经过危险与痛苦的试验，他终于有了收获。由于自身产生了抗毒性，眼镜王蛇、印度蓝蛇、澳洲虎蛇都咬过他，但每次他都从死神身边逃了回来。蓝蛇的毒性极大，海斯德是世界上唯一被蓝蛇咬过却活着的人。他大约被毒蛇咬过130次，每次都安然无恙。海斯德对自己血液中的抗毒物质进行分析，试制了一些抗蛇毒的药物，已救治了很多被毒蛇咬伤的人。

谭世明，男，23岁，共青团员，生前为重庆市开县高桥镇初中教师。2003年12月23日晚11时许，当地罗家16号井突发特大井喷事故，硫化氢毒气泄漏，夜深人静，很多人都已睡熟。谭世明发现后，立即打电话通知高桥镇一所学校及当地村民撤离，通信中断后，他骑摩托沿山路逐一通知附近的20余户村民。得到他通知的1200余名师生和100余名村民迅速转移。当他回家再背起体弱多病的老父亲撤离时，没走几步就倒在自己家门前，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人们找到谭世明的遗体，只见他右手握着自己的手机，左手拿着一块湿毛巾，从他的手机里查到，在10分钟内他连拨了7个电话，把井喷的消息告诉给人们。

柯特林曾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当年，他在发明汽车自动点火器时，穷得要在谷仓里堆稻草的地方做实验。当时，家里的开销都得靠他太太教钢琴所赚的钱。后来，他甚至把他的人寿保险抵押了500美元，去购置实验设备。柯特林不眠不休，日以继夜地工作，然而，他没病倒，他的太太反而病倒了。有人问他太太，在那个时候柯特林是不是很忧虑？她回答说：“不是的，我为他担心得睡不着，可他一点也不担心。他整天埋头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