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讲了我的真实想法，我没有犯错误，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至死也没有向雅典政府妥协。入狱前，苏格拉底经常披着个斗篷，穿着一双拴有草绳的木底鞋，穿行在雅典城的大街小巷，向年轻人传播着萌芽状态的哲学，与有识之士一起探讨。“不能让这个疯子再胡说八道了，他在毒害青年，顛倒黑白。”苏格拉底的言论严重威胁到了雅典的统治阶级。他们火了，把他投人监狱，威逼利诱，企图让苏格拉底放弃信仰，信奉他们所谓的神灵。“只要你承认你犯了错误，我们就免你一死。”长老们恶狠狠地说。“我只是讲了我真实的想法，捍卫真理，死不足惜。”苏格拉底坚定地说。后来，他的学生买通了监狱的看守，想救他出来，可苏格拉底却说：“如果我的死能让世人警醒，不再甘心接受统治，不再迷信所谓的神灵，我宁可接受法律的裁决。”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从容地喝下毒酒，为科学捐躯。

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他一生中的大半辈子是在屈辱和唾骂中度过来的。但他一次也没妥协过，而且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例子。保尔·塞尚于1839年出生于离马赛不远的埃克斯，父亲是制帽厂主，后来成了银行家。塞尚小时候就喜欢绘画，有一次，他的绘画在学校得了二等奖。父亲非但不欢喜，还忧心忡忡地对塞尚说：“青年人，考虑考虑将来吧！”他甚至嚷着说：“有天才的人往往死路一条，有钱的人才活得下去！”他要儿子当一个能赚到钱的律师，起码也要做个商人。他把塞尚送进法律学校，但是塞尚不愿当律师，他又迫使儿子到银行里站柜台，算账、付钱，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机。塞尚24岁时终于下决心去投考美术学院，谁知没有考中，学院主考人认为他没有培养前途。可是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他住在巴黎继续研究美术，勤奋地工作着，有时甚至几天不洗脸。但是，他得到的回报仍然是失败。他27岁那年，送一幅画给巴黎沙龙，连个答复也没有。甚至连他是最亲密的朋友左拉，竟将他当作失败的典型写进小说，这使他十分愤怒，于是他决计离开巴黎。1897年，塞尚返回故乡，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整天不是出去写生，就是坐在画室里对着静物观察、沉思，很少与外界联系。他耐心而热烈地追求实在的、持久的、永恒的事物，潜心研究事物的内在生命和内在结构、形与色的结合。他每下一笔都要再三考虑，双手颤抖着，一直要颤抖到终于下笔为止。但是，他的努力仍然不被社会重视，他的画一张也卖不掉。甚至他把一幅画送给一个熟人，自己竟预先胆怯地说：“当然，我不是要你把画带回家去。”多么凄然！突然，塞尚的画有了销路，巴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为了追求新奇，在塞尚的复杂难懂的作品里得到启示，于是塞尚一下变为“天才”、“先知”。塞尚的画价值千金，一个古怪的老汉卖了塞尚为表示友好送给他的一幅小画，靠卖画所得过上退休生活。塞尚的画对20世纪西欧艺术产生巨大影响，被举世公认为艺术大师。1906年10月22日，塞尚逝世。他对艺术事业一生追求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敬佩。

虽然马寅初专长是经济学，但是他对人口问题一直都很关注。在经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研究之后，在1957年，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人口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并且建议政府一定要“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但是，马寅初却因此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但是他一直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总是气宇轩昂地回答：坚决不做检查。为此，他不得不在快80岁的年纪，离开了北大校长的位置和喧闹的政坛。中国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寅初的正确，他是如此准确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后来，马老在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赢得世人的大声惊叹、大把热泪。马老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心间，为了这种爱，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妥协。他这种维护学术尊严的风骨永远，受后人敬仰。

陶行知的儿子陶晓光22岁时要到成都一个无线电修造厂学习工作，需要一份资格证明书。晓光写信给马副校长要了一张晓光学校的毕业证书。在重庆工作的陶行知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打电报要晓光将证明书立即寄回。他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追求真理做真人’，决不向虚伪的社会风气妥协。”

马云刚创阿里巴巴时，对团队成员说：“我们要办的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目标有3个：第一，我们要建立一家生存102年的公司；第二，我们要建立一家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公司；第三，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 目标很远大、很鼓舞人，但现实却很残酷：公司账上没钱。马云开始去见一些投资者，但是他并不是有钱就要，而是精挑细选。即使囊中羞涩，他还是拒绝了38家投资商。最后，马云选择了高盛等基金公司，他们投资了500万美元，帮助阿里巴巴渡过了第一个难关。 人们常说：“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即使现实再残酷，真正的理想者也不会让梦想对现实妥协。梦想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它能改变现实。

火一样的肤色和赤裸的胸膛，他们自称“红人”。历史和外交上，他们被叫做——印第安人。 公元1851年，美国政府欲以15万美元换他们200万英亩领地，为和平，他们妥协了。在华盛顿州的布格海湾，前来签字的一位叫西雅图的酋长，对城市的白人发表了这样的演说：“在我们的记忆里，在我们的生命里，每一块晶亮的松板，每一片沙滩，每一缕幽林里的气息，每一种引人自省、鸣叫的昆虫，都是神圣的……你我的生活完全不同，印第安人的眼睛一见你们的城市就疼痛。你们没有安静，听不见春天里树叶绽开的声音、昆虫振翅的声音，听不到池塘边青蛙在争论……你们的噪音羞辱我的双耳，这种生活，算活着？……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后来，华盛顿州首府取了这位酋长的名字：西雅图。有个当代故事：一个长年住山里的印第安人，受纽约人邀请，到城里作客。出机场穿越马路时，他突然喊：“你听到蟋蟀声了吗？”纽约人笑：“您大概坐飞机久了，是幻听吧。”走了两步，印第安人又停下：“真的有蟋蟀，我听到了。”纽约人乐不可支：“瞧，那儿正在施工打洞呢，您说的不会是它吧？”印第安人默默走到斑马线外的草地上，翻开了一段枯树干，果真，趴着两只蟋蟀。

1916年，山东军阀张怀芝把省长赶走，自己当上了山东省长。但他是个文盲，对日常事务一窍不通。于是，他决定用抽签决定办事人，抽中谁就把公事交给谁办。这样一来，倒也省事，不但把政事打发了，而且从此以后，省署里的重要官职员们谁也不敢擅自离开，怕被抽到时而无法应卯。一天，张省长抽到了姚鹏，连叫几声，无人应卯。他勃然大怒，下令打二百军棍。这姚科长是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敬重他，这天恰好有事外出。全省署官员一致求情，张怀芝先是不答应，后经多方求情，才达成妥协，由姚鹏亲自写一张欠条呈给张怀芝。欠条内容是：“兹欠到：省长公署军棍二百。” 规则的制定最为重要，规则荒唐，行为也只能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