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加德纳医生曾经是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行医的数年中，他一直竭力反对把实情告诉各种绝症患者。因为他认为，在全美死于绝症的病人中，有80%的病人是被吓死的，其余的才是真正病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个死囚躺在床上，告诉他即将被执行死刑，然后用木片在他的手腕上划了一下。紧接着，他把预先准备好的水龙开，让它向死囚床下的容器流水。当水流由快到慢到最后停止时，那个死囚也昏死了过去。但是事实上，他的手腕完好无损。 比起生理的伤害，心理因素有时更能影响一个人的健康。

成龙曾说“自己怕死”，原话是这样的：“我停车到天桥底下，我就开过去，我怕天桥掉下来。不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拍电影，我什么都敢；电影以外，你让我蹦极，或者是过山车，我不会去做，我不会做无畏的牺牲，我要牺牲就要有价值”。另外，成龙很怕打针，这是真的哦！ 让我们来看看成龙在戏中是如何“不怕死”的吧。成龙的戏以特技、武打而闻名，与其他演员不同的是，成龙拍特技很少用替身（其实还是有替身的）。 一次，在拍一段跳楼的特技时，本来设计好从教堂的十字架上跳下去，跌到一个救生篷中，有一个缓冲，不至于把他摔伤。没想到实际拍摄时，救生篷出了故障，成龙重重地摔到地上，鼻梁骨摔断了，并造成了脑震荡。成龙不得不住院治疗。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能康复。很多人认为成龙遭受这次打击，也许再不会去拍危险的动作片了。没想到成龙出院后，继续拍这部戏。 这次有一个镜头是，成龙从直升机上跳下来，落到一座城堡的屋顶上。这场戏实在太危险，有人认为成龙会答应用替身。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成龙仍乐观地登上直升机，一定要自己完成从到尾的拍摄。实拍开始了，成龙从空中的直升机上跳了下来，不知是风速改变的原因，还是计算过程出了差错，当成龙落下时，没有落在预定位罝，而是跌落在城堡远处的碎石堆上，当时就摔成了重伤。经医生诊断，他全身多处骨折，再次拍戏的可能性很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成龙又面带笑容地出现在了拍摄现场。

昂山素季曾被缅甸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寓所中长达15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她的生活十分有规律，每天清晨，她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到室外散步半个小时，然后，回到室内安静地看书、听收音机，傍晚时分写日记。她阅读诗歌、散文，学习法语和日语。她爱听摇滚乐，美国摇滚乐队“感激的死者”是她最喜欢的一支摇滚乐队。她还经常在夜里独自弹奏钢琴曲。 她在狱中的“舒畅”生活被曝光后，一位记者好奇地问：“在囚禁期间，您是如何保持好心情的？”昂山素季反问：“那也是生活啊，我干吗要与生活讨价还价？”然后，她又说：“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能被囚禁，如果他的心灵不够自由。” 真正折磨人的不是冰冷的铁窗，而是人心中的烦躁、压抑、愤怒和绝望。对于被囚禁的境遇，昂山素季有着完全不同于常人的心态，她的生活一切照旧，井井有条，淡定坦然。其实这才是最有智慧、最有力量的心态。

王甦菁是一位脑瘫患者，出生时的难产给他的身体带来灾难——双腿不能直立，双手不能持物，右腿、右手基本失去功能，行走要靠助行器，坐下需要将双腿叠起以控制抖动，写字、操纵鼠标、敲击键盘只能用左手。他说话时是这样的，发音不清，每说一句话，脸部肌肉都要一起发力，脖子上的青筋也要绷起，双手也要情不自禁地挥动，似乎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尽管如此，他直面人生的不幸和各种挑战，自强不息地攻读博士，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他已经发表20余篇论文，其中4篇是国际上最权威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检索工具SCI期刊文章，他更是2011国际生物特征识别大会博士生论坛在全球邀请的10位最有培养前途的博士研究生之一。他被称为“中国版霍金”，别人觉得他一路走来“苦不堪言”，他却说喜欢学术，乐在其中；别人同情他是残疾人，他却说如果飞鸟看到没有翅膀的人类，也会认为这是残疾的吧？在他身上，没有自卑，也没有怨气，积极、阳光像是他的代名词。他说：“我的人生是幸福的，因为我在用我的生命奋斗。”

戴尔·卡耐基曾经是一名优郁症的患者。由于家境贫寒，戴尔在小时候就有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忧愁与烦恼。他从小惧怕死亡，电闪雷鸣的天气会让他认为是自己生命末日的来临。戴尔长得不够帅气，一位叫山姆·怀特的家伙声称：“总有一天，我要剪断你那双讨厌的大耳朵。”戴尔信以为真，每日为这些忧虑着，时常不能入睡。进入青春期以来，戴尔的内心又多了新的忧愁，他非常渴望能够与女孩子交往，然而当他真的在和女孩交谈的时候，又会表现得局促不安，他总是担心自己在婚礼上会有怎样丢人的表现。他回忆说：“我想象着我们在某个乡村教堂举行婚礼，然后搭乘车顶缀有饰品的四轮马车返回农场。我无法想象我在返回农场的途中说什么，我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直到1948年，戴尔还说：“当我微微举帽向她们打招呼时，我忧虑着女孩子们将对我笨拙的动作和不敢恭维的声音而嘲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