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谢切诺夫是俄国生理学家。1862年，他通过对青蛙的解剖实验。发表了《蛙脑对脊髓神经的抑制》等文章，同时又岀版了《脑的反射》，为神经生理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沙俄政府竟然把宣传科学真理看作是一种罪过，把谢切诺夫逮捕了，并对他进行审讯。在法庭上，法官对谢切诺夫说：“你可以给自己找个辩护证人。”谢切诺夫平静地问答：“让青蛙做我的证人吧！”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这位科学家家神色自若。因为他知道，真理是在自己一边。

袁隆平的发明之路并不一帆风顺——世界上所有新发明的诞生都不会一帆风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经过发明家不断改进后获得的。要是一帆风顺，那谁都可以是发明家了。这也验证着一句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那些不怕失败的人才能最终攀上科学的高峰。袁隆平也曾失败过。最初（也未必是最初）他培育的杂交水稻，长势喜人，但只是表现在稻草上，其产量增加了70%，而稻谷不但没增产，还减产了两三个百分点。于是有人讥讽地说：“可惜人不吃稻草，要吃稻草就好了。”真是“损”得可以。面对失败，袁隆平却从中看到了希望：既然稻草可以增加产量，那稻谷也可以增加产量，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增加点从稻草上转移到稻谷上去。经过改进，他终于培育出了亩产800公斤的优质杂交水稻。理想就像一颗糖果，而挫折就是包住糖果的那一层糖衣，剥开糖衣就能吃到美味的糖果了，就像战胜了挫折实现理想一样。袁隆平之所以让理想照进现实，是因为他克服了挫折带来的困扰。理想，只有坚持，才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理想，只有坚持，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极致辉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沦陷，德国占领军经常出入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每有德军到访，毕加索都会发给每个德国军人一幅他创作的《格尔尼卡》的复制品，这幅画描绘了西班牙城市格尔尼卡遭德军轰炸后的惨状。一个德军军官指着画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不，这是你们的杰作。”毕加索一句话使这个德国军官膛目结舌。 后人看《格尔尼卡》，无不为画中的阴郁恐怖、绝望痛苦感到震撼，作者毕加索不仅表达出对受害者的深深同情，更有对入侵者深深的憎恶，所以，面对盛气攻人的德军，他可以勇敢地用语言回击。

1925年，在广义相对论建成后，爱因斯坦全力以赴探索统一场论。他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进一步揭示了空间——时间、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性，但在统一场理论方面，他始终没有成功。然而他从不气馁，每次都满怀信心底从头开始。由于他远离了当时物理学研究的主流，独自去进攻当时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因此，同20年代的处境相反，他晚年在物理学界非常孤立。可是他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走他自己所认定的道路，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理论的数学计算。 无论自身的荣辱名利，全力以赴地探索未知世界，哪怕孤身一人，也毫不犹豫。这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伟大科学家的天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