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丹诺·布鲁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布鲁诺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太阳系之外还有无限多个世界，太阳并不静止，也处在运动之中，太阳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无限的宇宙根本没有中心。布鲁诺这些思想与天主教教义截然相反，所以死亡的阴影常常笼罩着他。布鲁诺只得到处流亡。在监狱里，宗教裁判所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妄图迫使他就范，公开声明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布鲁诺没有屈服。他自勉说：“如果愚昧无知的法庭吓唬你，企图消灭你珍贵的事业，你一定要坚贞不屈，不要失掉勇气，也不要退缩。”布鲁诺终于被黑暗的宗教裁判所送上刑场遭受火刑。在广场中央，布鲁诺被缚在高高的十字架上。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眼睛凝望着遥远的天空。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誓死不屈的“殉道者”吐出了最后的誓言：“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他始终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邪恶。

试验炸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诺贝尔勇敢地坚持。有一次，整个实验室都炸飞了，弟弟和4个助手当场丧生，父亲因伤心而半身瘫痪。许多人劝他，他却说：“创造新事物哪能不冒风险！”周围居民向政府控告他，不准他在市区搞试验。于是他搬到马拉伦湖中的一条船上。1867年9月3日，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一个人从硝烟里钻了出来，脸孔乌黑，浑身是血，像狂人一样跳跃着，呼喊着：“成功了，成功了！”诺贝尔就以如此不怕死的精神研制成功各种烈性炸药，被人们誉为“炸药工业之父”。 诺贝尔最令人称道的，并非“不怕死”的勇气，而是忍辱负重坚持为科学奋斗的勇气。

袁隆平的发明之路并不一帆风顺——世界上所有新发明的诞生都不会一帆风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经过发明家不断改进后获得的。要是一帆风顺，那谁都可以是发明家了。这也验证着一句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那些不怕失败的人才能最终攀上科学的高峰。袁隆平也曾失败过。最初（也未必是最初）他培育的杂交水稻，长势喜人，但只是表现在稻草上，其产量增加了70%，而稻谷不但没增产，还减产了两三个百分点。于是有人讥讽地说：“可惜人不吃稻草，要吃稻草就好了。”真是“损”得可以。面对失败，袁隆平却从中看到了希望：既然稻草可以增加产量，那稻谷也可以增加产量，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增加点从稻草上转移到稻谷上去。经过改进，他终于培育出了亩产800公斤的优质杂交水稻。理想就像一颗糖果，而挫折就是包住糖果的那一层糖衣，剥开糖衣就能吃到美味的糖果了，就像战胜了挫折实现理想一样。袁隆平之所以让理想照进现实，是因为他克服了挫折带来的困扰。理想，只有坚持，才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理想，只有坚持，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极致辉煌。

1925年，在广义相对论建成后，爱因斯坦全力以赴探索统一场论。他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运动方程，进一步揭示了空间——时间、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性，但在统一场理论方面，他始终没有成功。然而他从不气馁，每次都满怀信心底从头开始。由于他远离了当时物理学研究的主流，独自去进攻当时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因此，同20年代的处境相反，他晚年在物理学界非常孤立。可是他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走他自己所认定的道路，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理论的数学计算。 无论自身的荣辱名利，全力以赴地探索未知世界，哪怕孤身一人，也毫不犹豫。这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伟大科学家的天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