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德塞公园是在国际上招标建造的，中标的是一家德国设计院。但在建设过程中有些举动引发了南非人很大的意见。德国人把地面垫高了两尺，然后为整个公园铺设下水管道：德国人为公园建了一个“傻乎乎”的很大的门；公园的石板路投资甚高……南非人觉得，这不是浪费我们的钱吗？双方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都闹到要停工的边缘。南非人认为，德国人实在是死板愚笨。后来南非人再建克克娜公园时，就不再用外国人了，自己动手。不过，建完以后没几年，南非人的看法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雨季到来时，克克娜公园被大水淹没，而德塞公园却没有一丝漫水的痕迹。几年间，克克娜公园的石板地就磨损严重，不得不翻修，而德塞公园的石板地却坚如磐石，一如昨日。而克克娜公园在举行集会时，由于别致的公园门太小，造成了安全事故，人们这才意识到德国人为什么要修那么大的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础建设的设计标准问题。基础建设是百年之计，它与一般的普通建筑不同，很多标准上都要考虑到极限要求。把建筑标准提高一点，这绝不是浪费。当年，南非人为克克娜公园修修补补花掉的钱，就已经足以建两个德塞公园了。

1933年，在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后，侨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江亢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赛珍珠小说里的细节违背生活常识。他说中国人泡茶，不是像赛珍珠小说里写的那样，把几片茶叶放进开水里，而是先放茶叶，然后倒水来泡。赛珍珠则称，她笔下“泡茶”的民俗，她亲眼在乡下看过几百次。乡下老百姓贫困，不可能像高高在上的江亢虎那样浪费茶叶。就此事我问过我一个精通茶道的朋友，他说都对，因为这要看你泡的是什么茶，怎么泡，两种情况其实都是有的。但抛开“泡茶”这个话题来看，江亢虎是不对的。赛珍珠写的是她看到的情况，属于皖北农村的特定情形，而江亢虎则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教育应该教给学生的一个常识，就是常识本身是多元的。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两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我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数字教科书中早就有了，大家也一直在用。”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计算，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经验。”于是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有两个公式，看起来不是最复杂，真要做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他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他却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一起做一台计算器。不久，全世界唯一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自己创新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而这个数字并非原来文献上记载的数字。李政道后来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经验，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要寻求新的突破。这件事让李政道一生受益无穷。

曹禺酷爱读书，一次，曹禺的家人准备好澡盆热水，让正在读书的他洗澡。他进内室以后，很长时间不见人出来，曹禺的夫人生疑，推门过去一看，曹禺正坐在盆里入迷读书呢，他根本没洗澡，水早冰凉了。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在书房里埋头读书呢，身上仍穿着旧袍子。巴尔扎克感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于是拼命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他天天出入于图书馆和书店，总是来得最早，离开最晚，还有好多次通宵看书的经历，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全身心地进入了书本的天地中，此刻，知识学得最快，时间也过得最快。

犹太人曾饱受世界上最深重的突难，很长时间没有自已的国家，却在经济、科学和艺术等方面为世界贡献了一大批天才：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几十年来。诺贝尔奖的得主，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远比其他民族高。犹太人在智力取向活动中的优势与他们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国外一位作家写道：“犹太人家庭在学问方面应受到高度评价，在这方面非犹太人的家庭相形见绌。这个因素，构成了其他一切差异的基础。”爱因斯坦的成就，也与他在童年时代受到良好教育有关。这得益于他母亲的音乐熏陶，得益于叔父的数学启蒙，得益于父亲在他做出了蹩脚的小板凳后仍加以鼓励的情感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的—次调查表明，在以犹大人为主的以色列，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全国450万人，就有100万人办有图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