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美国雅芳公司身陷困境，41岁的钟彬娴临危受命，成为雅芳117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在钟彬娴杰出的领导下，公司连续三年超越财政目标。然而钟彬娴也有自己的苦恼。她说最大的难题是“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职业母亲，女儿14岁，儿子6岁，我经常在如何求得平衡中摸索，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非常不容易。”钟彬娴举了个例子。作为商界CEO委员会的成员，前不久他们被邀请到华盛顿去和总统见面，这很令钟彬娴兴奋，因为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但唯一的问题是，这次会面的时间正好是她女儿第一次离家去旅行，这对女儿和她的朋友们来说很重要。怎么办？钟彬娴做出了抉择。她说：“总统会面时并不需要我是否在场，这次会面我不去也不会影响雅芳的发展。但女儿需要我。”钟彬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女儿一起去车站，而不是选择去白宫。我的朋友在欧洲读书时，经常光顾小镇上一家生意很好的中餐馆。有一次他照例去用餐，只见店门口挂着“明天停业一天”的告示。这对中国夫妇像喜迎大事似的对我的朋友说：“明天我儿子的学校足球比赛，我儿子是第一次上场比赛，我们全家都要去观看并为他加油。”这两件事不由得让我反省：我们爱孩子吗？我们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可他们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作为父母的我们却常常缺席“不在现场”，而这对他们来说却是更重要的。

1903的秋天，美国堪萨斯州的申克写信给他的姐姐，他怕大家散居各地失去联系，所以要兄弟姐妹接到信后，每人也各写一封，然后按照年龄大小，依次传递下去。转了一轮后，每个都要把旧信拿出来，换上一封新写的信。申克认为大家应该试试看，看看能维持多久。 100多年过去了，申克这个家族还有鸿雁往来。最初的十个写信人已作古，不过他们的子孙后代还在继续这个传递。 鸿雁传书传递的不仅仅是问候，更是亲情。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是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2005年9月10日，克林顿应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的邀请，去杭州做演讲。克林顿到达杭州已经是9日晚上9点多了。马云把他从机场送到酒店后，就准备离开。这时，克林顿却叫住马云说：“能不能跟我聊聊中国的互联网？”马云自然不能推辞，但考虑到时间已晚，他都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克林顿的问题，还不时提醒他该休息了。可克林顿似乎兴趣正浓，一点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了，这时克林顿突然拍了下手，房间的灯熄灭了。马云以为克林顿想休息了，准备离开。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克林顿的助手们捧着一个燃着蜡烛的蛋糕走进来。克林顿起身对马云说：“生日快乐！”马云愣住了，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他也立刻明白，原来这位前总统一直不肯休息，竟是要第一时间给初次见面的自己送上生日祝福。马云非常感动，这个生日让他久久难忘。后来，马云曾多次说：“与克林顿交往时，他的神情会让你感到，你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人。”让他人感到被重视和尊重，这就是克林顿受到人们认可的原因之一。

为了调查研究各种工作条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一个大车间的6名女工被选为实验的被试。实验持续了一年多，这些女工的工作是装配电话机中的继电器。第一个时期，让她们在一个一般的车间里工作两个星期，测出她们的正常生产效率。第二个时期，把她们安排到一个特殊的测量室工作5星期，这里除了可以测量每个女工的生产情况外，其他条件都与一般车间相同，即工作条件没有变化。接着进入第三个时期，改变了女工们工资的计算方法。以前女工的薪水依赖于整个车间工人的生产量，现在只依赖于她们6个人的生产量。第四个时期，在工作中安排女工上午、下午各一次5分钟的工间休息。第五个时期，把工间休息延长为10分钟。第六个时期，建立了6个5分钟休息时间制度。第七个时期，公司为女工提供一顿简单的午餐。在随后的3个时期，每天让女工提前半小时下班。第十一个时期，建立了每周工作5天的制度。最后一个时期，原来的一切工作条件又全恢复了、重新回到第一个时期。老板是想通过这一实验来寻找一种提高工人们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的确，工作效率会受到工作条件的影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不管条件怎么改变，如增加或减少工间休息，延长或缩短工作日，每一个实验时期的生产效率都比前一个时期要高，女工们的工作越来越努力，效率越来越高，根本就没关注过生产条件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工们感到自己是特殊人物，受到了尊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而感到愉快，便遵照老板想要她们做的那样去做。正是因为受到重视和尊重，所以她们工作越来越努力，每一次的改变都刺激着她们去提高生产效率。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钟书四岁，伯父教他认字。六岁，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为一场病，伯父让他呆在家不再上学。后来进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钟书。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给一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给二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钟书经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那有一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贪玩，耽误些功课，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烟，总是半夜吃夜餐，生活无规律。一回来，父亲见钟书染上许多坏毛病，大骂，但他总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钟书十一岁，考取东林小学，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它开支无法弥补，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笔尖断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钟书十四岁考上桃坞中学，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对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他从此用功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他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钱钟书18岁时考入美国圣公会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他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做文章。一次钱钟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代作墓志铭。偶然间，他听见父亲对母亲称赞那篇文章，这是钱钟书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杨绛晚年回忆，钱穆的《国学概论》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钱基博为之作序。钱基博就让钱钟书代笔。序写好后，父亲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国学概论》出版时，没有人看出这篇序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代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