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3日，德鲁克和他父亲一起去看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当时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德鲁克的父亲向熊彼特问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熊彼特年轻时很帅，人们曾问过熊彼特，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他答道：我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三十多年后，师生重逢时，老师又问起同一个问题。他答道：“是的。这个问题今天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我希望被后人所记得的是，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

2014年11月3日，四川省成都高新区法院开庭审理雷楚年涉嫌诈骗一案，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6年前，年仅15岁的雷楚年不顾安危奋力援救，让7名同学从汶川地震脱险，成为全国知名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此后，他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并入选2008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成名之后，雷楚年不断接受邀请，四处讲演，获得奖赏。在荣誉的光环下，在物质的享受中，他精神逐渐蜕变，私心日益膨胀，竟然忘记了做人的基本规矩，置道德与法律的准绳于不顾，开始四处行骗，先后诈骗了21人共46万元，最终从演讲台走向了审判台！从英雄到囚徒，雷楚年的经历无疑是一个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他利令智昏，不守做人规矩。其实无论英雄也好，普通人也罢，都应该遵循道德与法律这些“规矩”，谨言慎行，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可惜在掌声之中，在鲜花面前，雷楚年开始不守规矩，不讲道德，蔑视法律，最终落了个可悲的结局。

有一次，有个新闻记者问肯尼迪：“你怎样成为二次大战时的英雄的？”肯尼迪回答：“他们把我的巡洋艇弄沉了，我就成名了。”我们知道肯尼迪当时搭DT－O八号小艇，被敌方击沉，他也因此负伤。

居里夫人因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而天下闻名，她一生获得各种奖金多次，各种奖章16牧，各种名誉头衔117个，但她对此全不在意。有一天，她的一位女朋友来访，忽然发现她的小女儿正在玩一枚金质奖章，而那枚金质奖章正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给她的。这位朋友不禁大吃一惊，忙问：“居里夫人，能够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够永远守着它，否则将一事无成。”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