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陶行知先生到一位朋友家去，见朋友夫人正在打孩子，孩子正在地上委屈地哭着。陶先生忙问怎么回事。朋友夫人指着一块被拆的乱七八糟的手表，气呼呼地说：“陶先生，这块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陶先生听了笑了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一个爱迪生被你枪毙了。”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做不对吗？”陶先生摇摇头，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坏呢？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了有滴答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在响……”陶先生说：“你很好奇，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孩子问：“去店里干什么？”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去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陶先生跟朋友夫人打了声招呼，就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1元6角修理费。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要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见识。”师傅同意了。陶先生与孩子站在一旁，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滴嗒声，孩子高兴的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陶先生临走又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林书豪的篮球故事从一开始就随时可能中断。第一个障碍是林书豪的妈妈，她在上世纪70年代移民美国，一直坚持传统的台湾教育理念，敦促林书豪勤加练习钢琴，以后成为一个医生。幸好普渡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博士毕业的林爸爸林杰明坚持让林书豪做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想把他培养成职业球员的想法。如果那个时候他说自己不喜欢这个运动，那么我不会强迫他做这些事情。”

有个渔人有着一流的捕鱼技术，被人们尊称为“渔王”，然而“渔王”的三个儿子的渔技都很平庸。 渔王经常向人诉说心中的苦恼：“我真不明白，我捕鱼的技术这么好，我的儿子们怎么这么差？从最基本的东西教起，凡是我长年辛辛苦白总结出来的经验，我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 路人听了他的诉说后，问：“他们一直跟随着你吗？”“是的，为了让他们少走弯路，我一直让他们跟着我学。”路人说，“这样说来，你的错误就很明显了。你只传授给了他们技术，却没传授给他们教训。” 经验与教训其实是硬币的正反面。没有失败教训的人，恐怕也成不了“大器”。

到一个专门种植酿酒葡萄的葡萄园参观。“1994年的葡萄最好，”园主说，“因为那一年夏天干燥，生产的葡萄特别甜。”“葡萄不怕干死吗？”我问。“新藤怕，老藤不怕。因为老藤的根扎得深，能吸到泥土深处的水分。”园主说，“还有，经过好好修剪的藤不怕，放任它生长的怕。”“为什么？”我不懂。“因为叶子长得愈多、藤蔓攀得愈远，需要的水分愈多。所以一干，就受不了了。”葡萄要扎根深、常修剪，结的果子才甜美。人也要扎根深、常修剪、做的学问才实在。

詹天佑8岁那年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求知欲强，可是在这里，塾师所讲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老是“之乎者也”“天地君亲师”一类陈旧腐朽的东西，枯燥无味，束缚儿童的身心发展。詹天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他最感兴趣的是工程、机械等新知识，他用泥巴捏火车，做机器。身上老是装着小齿轮、发条、螺丝刀、镊子等等，一有空就摆弄着玩。小伙伴们都称他是“机器迷”。一天，小天佑对他家的闹钟突然发生了兴趣，他想，这个方方的东西为什么能滴嗒滴嗒走个不停？为什么它能按时响铃？为什么它能始终这么均匀地走？家里的大人都有事出去了，小天佑决定要打开这个宝贝匣子，看看其中的奥秘。他把闹钟拿到隐蔽的地方，把零件一个一个拆开。他自己的脑筋也动开了：这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这一个零件和那一个零件为什么咬合在一起？那一个零件是什么力量使它摆动起来的呢？拆着，思考着，一直到把整个闹钟拆到不能拆为止。一大堆散碎的零件怎么按原样装起来呢？詹天佑凭着他那良好的记忆力，居然一件一件装好了，他也弄清了闹钟的构造与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