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起，以香港著名实业家邵逸夫命名的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一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到2012年捐款金额近47.5亿港元，建设6013个各类教育项目。多年来，邵逸夫捐助的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亿港元。如今，“逸夫楼”遍布全国校园，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小学生从中受益；2002年设立的“邵逸夫奖”，推动科学发展；2008年和2013年，邵逸夫还分别为汶川和雅安地震灾区各捐1亿港元。邵逸夫先生曾说：“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建造医院治理患病的人。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位让世人永远铭记的老人，事业成功之后，能将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回报国家、造福他人，这是一种崇高的奉献。他对教育、医疗、科学的捐助，小而言之是为了推动这些事业的发展，大而言之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救治与发展。邵逸夫的善举昭示我们：奉献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回报。

杰西·奥尼尔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祖父——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她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栋豪华别墅里长大，从小锦衣玉食，仆人对她言听计从。她很早就懂得金钱的魔力，同时也发现金钱好比咒语，能让拥有它的人生活糜烂、精神空虚，甚至失去奋斗目标。在年少不羁的年代，奥尼尔把家族财富当成一种负担。奥尼尔回忆说，两个堂兄妹就因为终日抑郁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她自己则一度酗洒成性。“人们发现我很有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很苦恼，”她说，“因此我通常保守这个秘密。”然而，奥尼尔在不惑之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带来的快乐。她邀请10个朋友登上自家的豪华游艇，一起在加勒比湾欣赏海上风景。“那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她说，“我打算把更多的钱分给别人。”奥尼尔1996年在自己写的书《金色隔都》中分析道，财富在带给人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不幸。她随后设计了“富贵病工程”，专门为那些富有但不会处理与财富关系的人“会诊”。治病方法就是与他人一同分享财富。如今，成功走出财富阴影的奥尼尔忙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她为“富贵病工程”建立了工作室，在各地发表关于如何避免遭受财富之累的演讲。她还毫不吝啬地从祖父的遗产中拿出上千万美元，捐给各种环保项目和政治活动。奥尼尔更愿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做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些事情。追求金钱并非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她笑着说，笑容中平添了几分睿智和淡泊。如今的她，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充实。

2015年六一儿童节到了，有一群这样的家长，竟然参团或自驾车带着孩子去参观一套卖400多万元的豪华高档度假别墅，以此来激发孩子的成功欲望，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就是要其努力学习，从小要有奋斗理念与财富意识，长大后才能成功，才有能力购买豪华别墅与名车。成功的含义有很多，并非只有住别墅、开名车、赚大钱。引导孩子成长的方式也很多，不一定非得靠感官刺激和欲望诱惑。此种教育方式很容易跑偏，影响到孩子正常“三观”的养成，甚至可能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成功就是赚钱”“有钱就有一切”的错误理念。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在英国父母的观念里，让孩子们感受金钱的来之不易，远比让他们理所当然地享受家长的给予更重要。大部分英国孩子都使用手机，这就不可避免要产生通话费，但这笔费用父母一般不为孩子支付，而是由孩子自己去挣。英国有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之所以称它为贵族学校，是因为查尔斯王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等许多英国皇室子弟都曾在伊顿公学就读；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达官贵人，都是该校的毕业生。就是这样一所学校，没有豪华的学生公寓，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学生睡的是窄窄的床，吃的是很普通的饭，而英国的贵族却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入此校就读。可见英国人早已明白了挫折教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会起着怎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