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总是喜欢先发言。几天前来北京开会，组织了一场小聚。哪里是吃饭，简直是又一场班级研讨会。她先发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入学时的细枝末节讲到如今的行业境遇。我们如同小学生，拿着筷子盯着她，点头称是。偶尔的时候，放下筷子，附和。读书的时候就是如此，他总是滔滔不绝，从来没有一点话语停歇。你的思路从来都是跟着他走。所以，有他在的场合，大家已经懒得动脑。我还知道，那位侃侃而谈的教授，如今的水平已经不再让人仰望了。 即便你是权威，也不能将谈话变为“一言堂”。何况，在变化如此之快的当下，权威是很容易“过期”的。

二战时，鲁尼在英国空军部队当后勤兵，负责给战斗机做保养。部队规定，战机的皮革座椅要用骆驼粪来保养。这让鲁尼苦恼不已，因为骆驼粪的臭味实在难闻，可他又不能违反规定。半年后的一天，由于骆驼粪短缺，鲁尼暂时闲了下来。望着那些不能保养的战机，鲁尼问战友：“既然迟迟等不到骆驼粪，为何不用其他东西代替？”战友笑着说：“就属你脑瓜好使？既然部队规定必须用骆驼粪，就说明它有特殊的功效。”鲁尼本想继续追问，可听着战友们的嘲讽，他就没再吱声。不久后，参加过一战的父亲来部队探望。看见鲁尼正忙着用骆驼粪擦拭座椅，便疑惑地问：“你们怎么还在用骆驼粪养护皮革？”鲁尼理直气壮地答：“我们一直如此，这是规定。”父亲想了想，笑着说：“当年我们在沙漠地区作战，有大量的物资需要骆驼运输，可驾驭骆驼的皮具是用牛皮做的，骆驼闻到那味道，就会赖着不走。于是，有人想到用骆驼粪来擦皮具，这样就能盖住牛皮的气味，果然骆驼就听话了。哪料30年过去，你们却将这方法沿用到保养飞机上，这太可笑了！”听完这话，鲁尼将信将疑，随即去翻阅了史料，结果正如父亲所言。

现代企业都非常注重沟通，既重视外部的沟通，重重视与内部员工的沟通，沟通才有凝聚力。波音公司在1994年以前遇到一些困难，总裁康迪上任后，经常邀请高级经理们到自己家中共进晚餐，然后在屋外围着个大火堆讲述有关波音的故事。康迪请这些经理们把不好的故事写下来扔到火里烧掉，以此埋葬波音历史上的“阴暗”面；只保留那些振奋人心的故事，以此鼓舞士气。

阿摩司·奥兹，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迄今已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奥兹先生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两个故事。 奥兹除了写小说，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不久前。他收到总理府的来电，说总理读了他的文章，邀请他一起喝咖啡，交流意见。奥兹说：“我去了，和奥尔默特总理喝咖啡。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第二个故事是他打车的经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认出了这位经常上电视发表见解的学者，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这位司机先生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奥兹先生只有听的份儿。 以色列有句俗语：“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强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正因为如此，当以色列总理实在是难，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认为自己比总理更聪明，自己的主意比总理的想法更高明。因此，才有面对和平进程的进一步、退两步。

当时，法拉第正忙着电学的实验，无法抽出时间和撒拉一同度蜜月，撒拉面对法拉第的自责，面带微笑与体谅，告诉法拉第手边的工作告一段落再去也可以。1821年9月，法拉第完成电磁转动的实验，而且写好研究论文，两人才去海边度蜜月。撒拉不懂电磁学，当有人质疑撒拉不懂科学如何跟科学家丈夫相处，撒拉很坚定的回答：“科学已经深深地吸引他到了剥夺睡眠的地步，我非常满足于成为他内心安歇的枕头。”对撒拉而言，丈夫的健康远比罗曼蒂克的幻想更为重要。法拉第将电磁转动的研究投稿至科学季刊，毁誉参至，有人讥讽他抄袭、只是好运，有人开始重复他的实验，惊奇这研究的成果，法拉第面对外来的言语攻击、恩师戴维的冷漠与名教授欧勒斯顿不肯为自己澄清冤情，这是法拉第一生中，惟一想放弃科学的时刻。但是撒拉成为法拉第忠实的仰慕者，她是法拉第实验过程的见证者，鼓励法拉第不必因为别人的因素而放弃。在一天夜里，法拉第非常难过地说道：“亲爱的撒拉，我真是狼狈到极点。”撒拉坚定的回答：“我宁愿你像一个孩子，因单纯而受到伤害，也不要像一个小人，因受到伤害而处处对人设防。”法拉第惊讶妻子如此坚强，也因为妻子的鼓励而坚持下去。二个月后，当法拉第发表他著名的通电导线在地球磁场影响下的转动实验，在会场里给他最大掌声的就是欧勒斯顿教授。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成果，当获得肯定的时候，谁还会在乎谣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