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唐代朔方节度使的两员部将。他们因成见太深，长久不和。在安禄山叛乱时，郭子仪升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成了他的下属后，怕他乘机报复，便找到他请求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郭子仪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戮力同心，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李光弼见他心胸坦荡，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叛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杰西·奥尼尔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祖父——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她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栋豪华别墅里长大，从小锦衣玉食，仆人对她言听计从。她很早就懂得金钱的魔力，同时也发现金钱好比咒语，能让拥有它的人生活糜烂、精神空虚，甚至失去奋斗目标。在年少不羁的年代，奥尼尔把家族财富当成一种负担。奥尼尔回忆说，两个堂兄妹就因为终日抑郁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她自己则一度酗洒成性。“人们发现我很有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很苦恼，”她说，“因此我通常保守这个秘密。”然而，奥尼尔在不惑之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带来的快乐。她邀请10个朋友登上自家的豪华游艇，一起在加勒比湾欣赏海上风景。“那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她说，“我打算把更多的钱分给别人。”奥尼尔1996年在自己写的书《金色隔都》中分析道，财富在带给人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不幸。她随后设计了“富贵病工程”，专门为那些富有但不会处理与财富关系的人“会诊”。治病方法就是与他人一同分享财富。如今，成功走出财富阴影的奥尼尔忙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她为“富贵病工程”建立了工作室，在各地发表关于如何避免遭受财富之累的演讲。她还毫不吝啬地从祖父的遗产中拿出上千万美元，捐给各种环保项目和政治活动。奥尼尔更愿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做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些事情。追求金钱并非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她笑着说，笑容中平添了几分睿智和淡泊。如今的她，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充实。

在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时，有天下午，章子怡约了一个朋友来看电影，因为塞车，朋友晚到了几分钟，刚走到影厅门口，里面的灯熄灭了，虽然连片头也未开始，但朋友却被守门的工作人员拦住。朋友好说歹说哀求放其进去，但工作人员翻来翻去就是一句话：“电影已经开场，谢绝入内！”朋友只好给章子怡发短信求助，作为评委，章子怡无法脱身，就让助手去“营救”，很快助手也传回讯息“纪律严明，交涉未果。”就这样，章子怡在里面看电影，朋友只能在影厅外喝咖啡。 虽然只是个小插曲，却让章子怡心头荡漾起无限暖意，在一个尊重电影的城市，有着一部值得尊重的电影，无疑为世上最惬意的事。 戛纳电影节真正的主角不是耀眼的明星，而是电影本身。正是这种对电影尊重的最高境界，才成就了戛纳这个城市66届电影节的传奇。

德尼尔森是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在他刚出道时，因脚下技术出众，善于在过人时做“踩单车”的假动作迷惑对手，而被誉为“盘球大师”，其名头甚至盖过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另一名巴西足球明星“外星人”罗纳尔多。由于德尼尔森有着令人惊叹的眼花缭乱的精湛脚法，他被天价转会至西班牙皇家贝蒂斯队，创下了当时的世界转会纪录。 在大家都认为德尼尔森将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时，他在西班牙赛场上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虽然他在球场上能跳出赏心悦目的梦幻舞步，却少有漂亮的传球，在足球场上，他的队友都经常成为观众，观看他一个人的表演。结果在对方球员的围追堵截下，球很快被抢到对方的脚下。德尼尔森带给球队的已不是胜利，而是灾难和失败！虽然他的个人技术几近完美、无可挑剔，但他只能沦为替补队员，出场机会少得可怜。他的花哨但不实用的“脚下活”成为别人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