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传》里的甄嬛，新《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和周芷若，电影《赤壁》（下)中的小乔，《泰坦尼克号》里的罗丝……她们的声音都来自同一个女配音演员——季冠霖。一个人居然能配出这么多种不同的声音，引发网友惊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原本在幕后的季冠霖，因为“能配出多种不同声音”，实现了一个配角的完美“逆袭”。尽管“配音”只是声光电等多元影视表达元素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她却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神配音”走红，让更多幕后的人看到，只要在自己的角色上做到最好，哪怕只是“打酱油”、跑龙套，也同样会有精彩的人生。

彭德怀受命于危难之中，毅然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援朝抗美，在朝鲜与美国侵略者展开了生死搏斗，胜利一个接一个，捷报频传，祖国人民欢欣鼓舞。一天，一位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为了表达对彭德怀的敬意和歌颂伟大的志愿军，在志愿军总部的山坡上构思了一首歌词——《彭德怀将军之歌》。他思索着，涂写着，没有觉察到彭德怀已经走到身边。“小同志，你在写什么？”他抬头一看是彭总，赶紧站起敬礼，把稿子递给彭总。彭总看了一遍，说：“拿笔来，我给你改动一下。”他把笔递给彭总后，只见彭总在“彭德怀将军”五个大字上“唰唰”画了两笔，并在上面写了“战士”两个大字：歌词的名称就变成了“战士之歌”。面对小战士不解的眼神，彭总亲切地说：“真正功勋大的是那些战士们，是他们用枪炮消灭了敌人。当然，我为战斗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还是战士们的功勋大啊！你去写他们吧！写一首优秀的《战士之歌》！”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政府为了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消除前线将士的恐惧，决定派出文艺团队到前线慰问演出。阿尔弗雷德·丹希尔是伦敦一家杂技团的青年演员，他被征召到了战争前线后，被将士们那种顽强作战的精神所感染，每到一个地方都卖力演出。有一天，他们来到—处阻击阵地，战斗刚刚结束，战士伤亡非常严重，丹希尔看到一位战士倒在血泊里，赶快给他包扎伤口止血。这位战士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便对丹希尔说：“不要再为我费力了，请把药品留给别人吧。”丹希尔难过地哭了起来。战士又对丹希尔说：“老弟，可否给我一支烟？我想抽一支烟再到天堂。”丹希尔急忙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放进这位士兵的嘴里，然后又拿出火柴准备给他点上，可是这个地方刚下完雨，火柴根本点不着，丹希尔急忙找别人要火柴，可惜别人的火柴也全部无法点着火。等丹希尔回来的时候，那位士兵已经牺牲了，嘴里还叼着那支烟。丹希尔痛苦极了。后来丹希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两年后发明了由金属壳体和顶盖结构组成的“金属火柴”，他给它取名为“打火机”。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病逝。临终前，他很慎重地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说：“我死后，除护送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之外，一概不要打扰。不要墓地，不立碑，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和人类、宇宙融为一体。切不可把我居住的梅塞街112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不死之外，我的一切都将随我死去。” 爱因斯坦的遗嘱短小、平实，令人感动和敬佩。在这样一份表示一生终结的文件中，竟没有一个字讲到自己的成就和贡献。我们看到，即使在生死关头，爱因斯坦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性思维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