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间，板蓝根一下子成了抢手药，供不应求。不少小企业从眼前利益出发，不顾大义，大肆涨价赚钱。石家庄神威药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降价，并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平稳市场上的药价。他们固然是商业企业，重视利益，但从长远看，放弃眼前的小利选择大义，却能赢得长久的信誉。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瑞典是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然而，瑞典人却十分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在瑞典的大酒小宴，尤其是公务接待宴上，基本都会吃得一干二净。那么瑞典是如何做到杜绝公款浪费和个人浪费的呢？前些日子去瑞典学习参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瑞典没有“剩宴”。首先，瑞典人崇尚节俭，并将这种理念灌输到孩子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讲解食物是怎么来的，应该如何爱惜粮食，减少浪费。学生在食堂打饭时，常常被要求吃多少打多少，不够再添，绝不允许浪费。其次，食品管理宣传有方。他们会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市民推荐节约粮食的好方法。比如，提醒市民不要大批量地采购食物，尽量确保在几天内吃完等。再次，政府接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公务接待有专人专管，请客之前必须先填一张申报单，需注明请客原因，有多少人参加，在哪家酒店等，同时还必须做好各个环节的预算。瑞典的法律规定公宴的最高标准不得超过6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帀580元）每人，如果超出领导将会被问责或免职。市民只要发送邮件或是上专门的网站点击，就能轻松地查到各个部门的接待费用，极为公开透明。最后，瑞典人重视实际，不搞铺张浪费。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菜品，不会盲目地追求档次和价格，点菜时还会根据个人食量的大小，选择不同的分量。所以在瑞典，无论公宴还是私宴，都很少出现“剩宴”的现象。

出身寒微的郑板桥一生做人厚道，时刻心存善念、与人为善。他曾经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告诫家人：“我们做人处世，必须去薄存厚。”郑板桥曾经托人在家乡买下—块地，打算将来做墓地用。有一年清明节回家祭祖，他到那块墓地看了看，发现墓地中立着一座孤坟。他有些生气，叫来帮他买地的邻居。邻居拍者胸脯先开口说：“您放心，那是一座无主孤坟，您只要吩咐一声，就可以随时挖掉它。”郑板桥极为失望地说：“怎么可以随便挖掘人家的坟墓呢？现在没人认领，并不代表以后永远没人认领。就算是无主孤坟，那也是留下的深深的怀念。”他让家人到那座无主孤坟前祭拜一番后，就想放弃部块墓地，让邻居帮他原价转手卖出去。可第二天，郑板桥又将那位邻居找来，郑种其事地说：“那块地我不卖了。”邻居很疑惑，猜测郑板桥可能想涨价，便说：“您放心，我一定帮您卖个高价。”郑板桥若有所思地说：“你想错了。把这块墓地卖出去容易，无论谁买到手，都要把那座孤坟挖掉。我不卖就是想留着那座孤坟。”郑板桥转头看着自己的子女一字一句地说：“我终老后埋在那里，那座孤坟就留着与我为伴。我不仅自己不能干，也不能让亲邻干挖坟掘墓这样无德的事情。”郑板桥不仅说到，而且在那块墓地上立碑告诉子孙后代，这座孤坟今后谁也不能挖，每年清明节还要祭拜，并立下规矩，百世不变。

中美合资的北京肯德基快餐店里有一条店规：炸鸡出锅2小时后，如果仍未卖出去，就一律扔掉。当初执行店规时，许多店员对此不理解和惋惜。有人建议将这些鸡降价出售或分给店内职工。但美国老板固执己见，他声称，宁可蒙受经济损失，哪怕因此而关掉店门，也必须把出锅2小时后仍未卖掉的鸡扔掉。顾客为肯德基的卓越品质所折服，肯德基店也因此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