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院士王选在谈到“好人观”时说：“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而好人的标准是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或者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 爱因斯坦也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事实上，大凡有所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很多人之所以平凡，因为他们总是在为自己考虑，很少甚至不为别人考虑。 也许，当夜幕降临时，你在考虑如何为自己照明，可是伟人却在为人类考虑如何为人类照明。

乞讨本来是一种因家境悲惨，无法生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为之的行为，但是如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有的人竟然把乞讨当作一种职业。他们白天在步行街、天桥等人来人往的地方，用纸板写着自己的遭遇，博取人们的同情，从而得到施舍。到了晚上，他们会穿着时髦的衣服，去逛夜市、吃大餐。媒体多次揭露过这样的事情，可有些人仍旧以“乞讨为生”。在以“乞讨为生”的人心中，他们想到的是不劳而获，是索取，是享受。他们没有一点奉献的意识，是利益的俘虏，是安逸的奴隶。与以“乞讨为生”相比，奉献能让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甘于奉献的人总想着别人，想着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乐于奉献的人面前，那些以“乞讨为生”的人该是多么可怜。当乞讨成为一种职业，便不得不引起我们有关索取与奉献的思考。

顾拜旦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可他执着地发展体育事业的意志从不曾动摇。他坚忍不拔，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因经费困难，几乎流产，他亲赴雅典，拜会首相和王储，日夜奔波，想尽办法，终于使奥运会顺利举行。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又与世博会同时举办，两者产生矛盾。顾拜旦被迫辞职，还不时遭到讥笑和唾骂，但他忍辱负重，从不气馁。他从1883年20岁时就开始了复兴奥运会的工作，直到1937年9月2日逝世，他整整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了54年。他不顾家庭的不幸和困难，对于工作不分巨细，都亲自操办：文件，宣传，设计图案……他四处奔走，联络各方，广交朋友，争取支持，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的功绩是不朽的。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是顾拜旦一心一意为事业、顾全大局、从不追求个人名利。他将第一任国际奥运会主席职位转让给希腊人维凯拉斯。1925年，62岁的顾拜旦主动辞去主席职务，甚至捐出个人家产支持奥运工作。顾拜旦的精神和品德是奥林匹克运动最宝贵的财富。

新加坡著名脑神经学家陈建民先生，两岁时，因患上小儿麻痹症而终生不良于行。他的母亲千辛万苦为他觅得一所肯接收残疾人士的幼儿园，但他的残障却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难以忍受捉弄的他因为反击被责令退学。看到父母历尽艰辛为他找另一所学校时，他决定以成绩为自己取得“护身符”。10岁那年，他学习用拐杖，迈出了平生第一步。他跌了爬、再跌再爬，忍着痛楚，一步一步地走。他说：“人生是一场艰苦的自我竞赛，绊倒我们的，永远是藏在内心的那个消极的敌人。手和脚可以残缺，心和脑却不能。遇上噩运时，哭诉命运不济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必须将潜能推向极限，化梦境为现实。”进入医学院后，为了克服进手术室实习开刀时轮祠的轮子脏的困难，他发明了一个附有轮子的支架，支撑着自己，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手术室。顺利考取医学文凭后，他又远渡重洋，先后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考取了其他医学专科学位。多年以来，陈建民秉持“为善最乐”的精神。迄今为止他已为国内国外的慈善团体筹得总数多达1400万元的善款。2005年2月，时年48岁的陈建民利用70天的时间，在七大洲完成了10项马拉松赛程，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筹集了高额义款。即使在环境恶劣、危机四伏的南极赛程，他依然不言弃，将困难一一克服了。陈建民下一个目标是创造4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终目标是夺取诺贝尔奖。他说：“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梦想，而又不断地化梦想为现实。”

法国警察多梅尔刚刚参加工作时，被害女童埃梅的惨状使他发誓一定要为她报仇。只不过，兑现这个诺言让他花了52年之久。他查阅了十几米高的文件，打过30多万次电话，足迹踏遍四大洲，两位妻子都含怨离他而去。经过长达52年的漫长追捕，罪犯终于被捉拿归案。那一年，罪犯早已白发苍苍，多梅尔也已经73岁了。记者问他：“你把一辈子都耗在了这件事上，值吗？”他点点头：“当然值得，现在，小埃梅终于可以瞑目了，我也终于可以退休了。这人哪，一生只要干好一件事，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一生干好一件事”，听起来并不算什么难事。但是大千世界，愿意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又有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