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喜剧大师莫里哀一生热爱戏剧艺术，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直至为艺术献身。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心病者》于1673年2月在巴黎皇家大剧院上演。他本人亲自扮演该剧的主角。此时，他的肺病已非常严重，加之受了风寒，他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17日这天，他的病情更重了，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病痛，坚持演出，并且一丝不苟地进行角色创造，把阿尔贡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但大幕刚落下，莫里哀就昏倒在舞台上。演出结束后仅4个小时，莫里哀就永远离开了他所爱的戏剧艺术。

王安忆是当代最高产的中国作家之一，她的勤奋几乎无人可及。她每天都在写作，在家里写，在会议期间写，在几万米的高空，照样写。对于王安忆的勤奋，莫言曾笑言：“你们要是有机会握握她的手，就知道她有多勤奋了，手特别硬，就像是毛毯厂的女工。”莫言的话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女性：作家刘震云的祖母。刘震云的祖母年轻时是位割麦子高手，几里长的一垄麦子，她割完了，回头一看，男人们连一半都没割完，祖母的“秘诀”是：“下地之前，我就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一直割到底，割的时候，中间不要直起腰来。”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王安忆的一段话恰好印证了这种“割麦子成功学”：写小说就是这样……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儿动摇和犹豫，一切将不复存在。”铺展在面前的稿纸，就是她的麦田，她手中的笔就是镰刀。这位69届初中生弯下腰，挥着镰刀，从“小鲍庄”一路割来，不管烈日当空，还是“雨，沙沙沙”，她都从未停歇，不知不觉，她已走进了生命中最大的一块麦田——上海！她知道，在这“众声喧哗”的地方，她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才能避免堕入这蚀骨的“海上繁华梦”。她直起腰，擦擦汗水，打量走过的路，连自己都不禁感到吃惊：我怎么割了这么多麦子？她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她的骄傲不是自我陶醉，在中国文坛，她的小说早已得到了一致的赞誉，用莫言的话说：“王安忆得诺贝尔文学奖，争议肯定比我小。”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克里西年轻时致力于文学创作，但他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得力的亲戚可攀。他向英国所有的出版社和文学刊物投稿，得到的却是743张退稿条。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他曾对朋友说：“不错，我正承受着人们难以相信的最失败的考验，如果我就此罢休，所有的退稿条都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一旦获得成功，每一张退稿条的价值都将重新计算。”后来，他的作品终于问世了，他潜在的创作才能如大江奔涌，不可遏止。到他1973年75岁逝世时，43年间他一共写了564本书，总计四千多万字。他本人身高1.78米，而他写的书堆堆起来超过了两米。

张伯驹先生是一代大收藏家，他曾倾家荡产以高价收购大批珍贵书画，以防止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品流向国外。为了收藏这些文物，他不仅变卖了河南老家的千亩良田和在北京的豪宅，还变卖了妻子的首饰并向亲友借了许多债。1946年，为了购买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除变卖自己的家产筹得220两黄金以外，尚缺20两黄金，他就和夫人潘素商量。潘素考虑到手头拮据，没有立刻答应。张伯驹索性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一躺就是半天，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答应卖掉自己的首饰凑钱买画，张先生这才从地上爬了起来，呵呵直笑。到1950年，张伯驹先生买下杜牧的《张好好诗》的时候，他已经负债累累。 1956年，张伯驹将《张好好诗》及其他一些国宝书画共几十件无偿捐赠给政府，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国家奖励了张伯驹先生20万元奖金，但他分文不取，悉数退回，只收下文化部沈雁冰部长签发的一纸捐赠奖状。 费尽心思得来的画，又分文不取地捐出去，这样的痴令人钦佩！

全球知名影星尤尔·伯连纳，这位向来以光头造型与敬业精神著称的影帝，在他的演艺生涯中，一直主演《国王与我》这出戏，这出戏从上演那年开始，一直演到他去世那年为止，一共长达53年之久。据统计，尤尔·伯连纳前前后后一共演出了4625场之多，换言之，平均每五天就演一场。因为他对演戏抱着无比的热忱，所以乐此不疲；因为他的专注，所以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也更因为他能持续练习，不断改进，才创造出不平凡的事迹。 面对未来遽变的环境，培养热爱态度与专注精神，正是告别平凡人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