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居住在北京香山正白旗39号老宅的退休教师舒成勋，发现墙壁里层写满了字，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字和曹雪芹有关，据此推测自己的房子很可能是曹雪芹故居。经过专家的考察，排除了这个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可能性。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正白旗39号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说法是成立的。虽然争议尚无最后结果，但在各方努力下，1984年，有关部门将正白旗39号老宅整修了一遍，准备挂上“曹雪芹故居”的牌子供人们参观。有一个叫白明的工作人员，跟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很熟，他找到溥杰先生说明了来意，溥杰先生便摆好了笔纸砚，开始写。但他写完了“曹雪芹”三个字后，却不再写了，坐到椅子上抽起了烟。过了一会儿，溥杰先生站起身来，把先前写的“曹雪芹”三个字团了扔掉，重新铺开纸，写下了“曹雪芹纪念馆”几个字。面对白明的疑惑，他解释道：“我不是红学家，我没有权利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其实，在这件事上，溥杰先生的任务就是把字写好，写得美观、漂亮一些，就完成任务了。至于那所老屋是不是曹雪芹故居，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他既没有考察的义务，也不必负失察的责任。可是，溥杰先生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不瞎写、乱写。溥杰先生的这种精神，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是一种可贵的担当，是一种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情怀，值得我辈学习、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