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的一天，76岁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天早上9点，按时进入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为学生们授课两小时，丝毫抽不出时间来理会那些拿着“长枪短炮”对着她的媒体记者。 1997年10月，美籍华人科学朱棣文被宣布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天，他仍平静如常地去给学生们上课。他说：“当我想到还有更多的优秀科学家，特别是比我强的科学家还没有获奖时，我自然就不应该把这项奖看得有多重，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美国摄影师大卫·克里特别出心裁地创作出一组摄影作品。他在繁华的街头进行了惊奇摄影小测验，他想看看街上行人面对麻烦会是一种什么表情。他躲在暗处，让他的助手出场，然后悄悄地拍摄出种种场面来。大卫·克里特还让助手拿着相机故意挡住行人拍照，让女助手一路奔跑故意拥抱错人，让助手请路人帮忙推车，让助手拍人肩膀故意认错人……大卫惊讶地发现，这街头即兴表演，甚至带有恶作剧的成分，路人脸上的表情常常是惊讶，随即会心一笑，从没人表现出厌恶、发火，甚至是恶语相向。大卫在摄影作品下的文字中深情地说道，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不如意的事情，看你是什么表情，就能窥探到你的内心世界，你是什么表情，生活就是一种什么表情。始终拥有一种从容、淡定的笑脸，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更是一种内心强大和自信的表现。

门德尔松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一次，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为正在英国访问的门德尔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欢迎这位著名的作曲家的到来。当门德尔松演奏完署有自己名字的《伊塔尔兹》这支曲子时，女王倍加赞赏，说：“单凭这一支曲子，就可证明你是天才。”门德尔松并没有喜形于色，而是安详地对女王说：“不，那是我妹妹的作品。”原来她妹妹芬妮亚也是个极有音乐造诣的作曲家，她写了这首曲子，几位兄弟不赞成署女人之名，一致商定用门德尔松的名字发表。尽管门德尔松誉满国内外，艺术才华出类拔萃，但他并不相夺人之美，贪他人之功为已有，表现出较高的素质和修养。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谢济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上任不到十天，他就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引起雍正不快，结果被免去官职，谪戌边陲阿尔泰。与谢济世一同流放的还有两个人。经过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陀罗海振武营。三人商量着怎样去拜见将军，这里的人告诉他们：戍卒见将军，要一跪三叩首。另两人听后神色凄然，为读书人竟要向一介武夫下跪而难过。谢济世却不以为然，劝慰他们说：“这是戍卒见将军，又不是我们见将军。”没想到，将军对读书人很是敬重，不仅免去了他们行大礼，还尊称他们为先生。从将军那里出来的时候，那两人很是高兴，面露得意之色，谢济世一脸平静地说：“这是将军对待被罢免的官员，不是对待我们，没什么可高兴的。”在一般人看来，遭逢屈辱是非常痛苦，甚至难以忍受的事情：而享受尊敬却是令人得意、欣喜的。这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谢济世在做人的境界上显然更胜一筹，那就是，他做到了“无我”。谢济世铁骨铮錚，疾恶如仇，为民谪命，不畏权贵。一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牢，两次丢官，—次陪斩，一次充军，历尽坎坷，被当时朝野誉为“铁面御史”和“小包公”。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他总能忘却自己的荣辱得失，把自己置身事外，这样就免除了各种烦恼和困惑。

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