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渔人有着一流的捕鱼技术，被人们尊称为“渔王”，然而“渔王”的三个儿子的渔技都很平庸。 渔王经常向人诉说心中的苦恼：“我真不明白，我捕鱼的技术这么好，我的儿子们怎么这么差？从最基本的东西教起，凡是我长年辛辛苦白总结出来的经验，我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 路人听了他的诉说后，问：“他们一直跟随着你吗？”“是的，为了让他们少走弯路，我一直让他们跟着我学。”路人说，“这样说来，你的错误就很明显了。你只传授给了他们技术，却没传授给他们教训。” 经验与教训其实是硬币的正反面。没有失败教训的人，恐怕也成不了“大器”。

普林斯顿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然而，很多一流大学都设有商学院和法学院，可是普林斯顿没有。每过20年，普林斯顿都要讨论是否设立这两个学院的问题，但每次的答案都一样：不。普林斯顿放弃了商学院和法学院这两个在大学里几乎是最赚钱的学院，却决定大力发展一个看起来最不赚钱的专业——艺术系。艺术课程的设置与就业没有任何关系，纯粹出于满足学生的需要。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看来，这些看似无用的课程相当重要。因为这种修养会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而就业只是暂时的。

长久以来，我们都有这样一种观念：中国学生的数学成绩比美国学生好很多，中国学生在中学阶段的各类数学竞赛中的成绩也的确都非常辉煌。然而奇怪的是，美国大学的数学教育却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相对于中国学生进入大学后普遍都变得默默无闻，此前表现得平平的美国学生反而在科研领域异常活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其实，并不是美国的数学课简单，只是学校对不同的学生提供了不同难度的课程。美国中学的每门课程都分成四个等级，难度依次增加。数学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只需要完成最低等级的课程就可以毕业了，所以美国绝大多数学生的数学能力只停留在很低级的水平。这也是国内普遍认为美国人数学不好的原因。然而，对于那些真正有兴趣、愿意学习的美国学生来说，他们会去选择等级最高的课程——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包括22个门类、37个学科。课程结束后参加AP考试，达到一定的成绩后就可以获得大学的学分。因此，对于这些好学的学生来说，他们不仅能学习中国学生在高中阶段的所有知识，还能学到很多没涉及的知识，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必须学得非常透彻。由此看来，不是美国的数学课简单，只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太过简单了。

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叙述了他如何克服好辩的习惯，不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比别人聪明，使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能干、最和善、最老练的外交家的。 当富兰克林还是个毛躁的年轻人时，有一天，一位教会的老朋友把他叫到一边，尖刻地训斥了他一顿：你真是无药可救，你已经打击了每一位和你意见不同的人。你的意见变得太珍贵了，没有人承受得起。你的朋友发觉，如果你在场，他们会很不自在。你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人再能教你什么，也没有人打算告诉你些什么，因为那样会吃力不讨好的，而且又弄得不愉快。因此，你不能再吸收新知识了，但你的旧知识又很有限。” 富兰克林的优点之一，就是他接受了那次的教训。他已经能成熟、明智地领悟到他的确是那样，也发觉他正面临失败和社交悲剧的命运。他立刻改掉了傲慢、粗鲁的习惯。 “我立下一条规矩，”富兰克林说，“绝不准自己太武断。我甚至不准自己在文字或语言上有太肯定的意见表达，比如：‘当然’、‘无疑’等，而改用‘我想'、‘我假设’‘我想象一件事该这样或那样’或‘目前，我看来是如此’。当别人陈述一件事而我不以为然时，我决不立刻驳斥他或立即指出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在目前这件事上，看来好像稍有两样，等等。” “我很快就领会到我这种改变态度的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都融洽得多了。我以谦虚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容易被接受，更减少了一些冲突。我发现自己有错时，也没有什么难堪的场面。而我自己碰巧是对的时候，更能使对方不固执己见而赞同我。”

一次世界指挥家大赛中，小泽征尔按照乐谱指挥演奏，敏锐地发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在排除了乐队演奏的错误后，他判定乐谱有问题。但是，在场的评委会权威坚称乐谱没有问题，是他错了。面对一大批音乐大师，他思考再三，最后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会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是否有足够的自信，能否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前两位参赛者虽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随声附和而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充满自信，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