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在他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主席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他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并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波斯霍斯劳二世童年时跟过一位大师学习，这位大师想让他成为各科目都优秀的一位学生。 一天下午，大师无缘无故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数年后，霍斯劳继承了王位。就任后，他所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派人去叫来他童年时的导师，让大师解释他曾经做过的不公正行为的原因。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惩罚我？”他问。 “当我看到你的智慧时，我立即就意识到你将会继承你父亲的王位，”大师回答，“所以，我决定向你展示不公平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我希望你永远不会无缘无故地惩罚任何人。”

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1852年生于法国，1872年就读巴黎理工大学，后在公路桥梁学校毕业，获工程师职位。由于研究荧光现象而发现铀的放射性，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铀的放射性的发现却是建立在“三个错误的推理”上的。那三个错误推理为：（1）X射线是由发荧光的玻璃产生的（2)其他发荧光的物质也发射X射线：（3）当铀盐不发荧光时也能发射X射线。通过进步研究，贝克勒尔发现所有的铀盐晶体，不论它是否发光，都能使底片感光，而其他矿物，即使发出极强的荧光，也不能使底片感光。这时，贝克勒尔终于明白，这是一种新的射线，后来就被取名为“贝克勒尔射线”。瑞利勋爵对此发出感慨“一个如此奇妙的发现，竟然起因于一连串虚假的推理，这真是惊人的巧合。科学史上大约再难出现与这相类似的发现。”科学实验是人类新知的前沿阵地，一切高明的科学构想都有赖于按部就班的实践实现，否则仅为空中楼阁般的科学幻想。“三个错误的推论”在贝克勒尔的实践检验中不攻自破，最终使贝克勒尔发现了新型射线。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两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我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数字教科书中早就有了，大家也一直在用。”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计算，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经验。”于是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有两个公式，看起来不是最复杂，真要做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他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他却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一起做一台计算器。不久，全世界唯一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自己创新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而这个数字并非原来文献上记载的数字。李政道后来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经验，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要寻求新的突破。这件事让李政道一生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