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载，廉颇失势之时，他的门客全都走了。当朝廷又复用他为大将后，门客又都回来了。他愤怒地吼道：“你们都滚！”门客却笑着说：“您怎么到现在才知道，天下都是势利之交，您有权势，并养得起我们，我们当然都来追随您；您一失势，我们当然要散去，这是世道的当然道理，您难道连这点也看不明白吗？”

李立三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只是在主持中央工作时犯了个大错误。此后，他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三十多年。20世纪30年代初，李立三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听完他的检讨后，纷纷评价这个共产党员“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他被安排到苏联的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身份向中国学员讲党史。事后他问大家哪堂课讲得好，学员们一致回答：‘立三路线’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李立三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为一些单位讲党史。他主动选择“立三路线”。讲完后，场上一片赞扬声。课后有人提问：“你怎么知道当时错误人的心理？”李立三的回答令全场十分惊讶：“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是李立三。”这句话何其简单，但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说出来，又需要何等的勇气。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想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世人，没有谁愿意揭开自己身上的疮疤，说这疮疤不是先天遗传，而是由于自己的过失所造成。但李立三这么做了，大大方方地承认：我就是“立三路线”的发起人和执行者，你们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1961年的一天，邓拓在荣宝斋看到一幅潇湘竹石图卷。这幅画是一位四川老人的祖传珍宝，说出自苏东坡的手笔。可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不是东坡的真迹。为了不使国家文物流失，邓拓把自己若干幅藏画卖给店里，凑足上万元，把那幅古画买了下来。 他从故宫藏画的记录中逐字逐句与画面核对，经过半年的精心研究，他终于作出结论：潇湘竹石图确实是苏东坡的真迹，而不是伪作。1964年，邓拓将个人所收藏的最好的154件古画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包括他花万元巨资收购、半年辛劳鉴定的这幅古画。 一个愿意无偿奉献，不求丝毫回报的人，是真正的“大家”！

东汉时，有一位名叫荀巨伯的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急信，说一位朋友得了重病。朋友远在千里之外，荀巨伯赶了好几天的路程。可是当他到了友人所住的郡地时，却发现此地被敌人围住了。他潜入城池去看望朋友，朋友对他说：“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来看望我。现在城被敌人围住了，看样子是守不住了。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破不破城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趁现在能想办法，你赶快走吧！”荀巨伯立刻说道：“你这是什么话？朋友有难当共之，现在大难临头，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自己逃命，我怎么能做这等不义之事？”敌人破城之后，一路打进来，挨户搜索，但见家家户户凌乱不堪，人皆逃走，却有一个院子井然有序，于是进去，见到了安坐的荀巨伯，大发威风说：“我们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你是何人，竟敢不望风而逃，难道想独当其锋不成？”荀巨伯对他们说：“你们误会了。我并不是这城里的人，到这里只是来看望一个住在这里的朋友。现在朋友病重，危在旦夕，我不能因为你们来了就丢下他不管。你们如果要杀的话，请杀我，不要杀我这位已痛苦不堪、无法救治的朋友。”敌人听了瞠目结舌。半晌，一位头领看了看手中的大刀，发言道：“哎，我们是一群不懂得道义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崇尚道义的地方胡乱闯荡？走吧！”敌人竟因此退走，一郡得以保全。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 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推举人才时，要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