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候的范武子，儿子叫范文子，世代为晋国卿士。一天，范文子很晚才从朝中回来，武子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文子回答说：“有一个秦国客人在朝廷上说了许多诡谲的问题，大夫们都不能回答。我知道其中三个就做了回答，所以回来晚了。”武子很生气，教训他说：“大夫们不是不会回答，而是尊敬长辈。你这小子凭三件事在朝廷上贬低别人，自取灭亡的日子不远了。”说完，他气得拿木杖打文子，把文子帽子上面的缨子都打断了。

在澳大利亚，他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得奖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疑惑，怀特是何许人也？就连澳大利亚本国人都从没听过这个名字。可是那又如何？因为怀特本人对这个奖项根本不在意。当在澳大利亚农场的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笑笑说：“诺贝尔文学奖不会使我的生活有任何改变。”然后就拎着鱼竿钓鱼去了，留下一群记者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发掘，使怀特的作品更具一种对生命的关切和强烈的精神气质。不过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是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天书。或许有感于出名前投稿的艰辛，怀特在获奖之后将奖金全部捐献出来，成立了日后著名的怀特文学奖。晚年的怀特依然住在自己的农场之中，而且更喜欢写杂文和随笔，文笔以辛辣尖刻而著称，他还几乎把当时的名人训了个遍。不过尽管被训，那些名人对怀特依然充满敬意，因为他是澳大利亚文学界的一座丰碑。

越人寇不韦为避兵灾逃至剡溪。困顿中，徘徊于天姥山下的他与妻子在一株极其繁茂的大树下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寇不韦举起斧头想砍下树枝当柴烧。妻子阻止他说：“我们能活下来，多亏了它。我们应该像敬仰自己的慈母一般感激它。” 感恩自然，是人类精神升华的标志，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保障。

当年拍摄《黄土地》时，张艺谋还只是个摄影师，衣着极其简单，拍戏两个月，就穿一双军用胶鞋。这双胶鞋为他跑前跑后，忙前忙后，为拍出好片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拍完最后一组镜头后，张艺谋和陈凯歌等人急欲回北京冲洗，他们从早上7时出发，天黑了才走入山西地界，当时山西全境修公路，他们的车走走停停，午夜时分，天降大雨，走不通了，他们只有调头直取太原。调头后，前面公路好走多了。在眼看大功告成之际，张艺谋急令停车，见他下车脱下那双陪着他拍片的胶鞋，恭恭敬敬地摆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兄弟，你跟我不易呀，现在戏拍完了，我要感谢你，我把你留在这里了。”这可不是偶然的作秀，曾担任《十面埋伏》武打替身演员的成都英雄特技队队长丁涛也看到过这一幕。在拍《十面埋伏》时，张艺谋在片场总穿球鞋，丁涛说：“拍张艺谋的戏最大特点就是累，张艺谋累，他身边的人也累。每次在片场我都看见他忙忙碌碌，紧锁眉头和工作人员不断地交流。那时他好像身体不太好，随身带了一堆药。但每次有人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当片子好不容易拍完后，张艺谋也举行了一个向自己鞋子的道别仪式：向那双旧球鞋鞠躬告别！一双鞋，包含着各种艰辛磨难，见证了脚下的路，承载了张艺谋走过的风风雨雨。张艺谋对鞋鞠躬，既是对自己努力的尊重，也是对生活的感恩。

1829年，年轻的大仲马完成了处女作《亨利三世》并一炮而红，许多剧院都争着购买他的剧本。 半年后，大仲马又写出了一部名为《安东尼》的剧本，当天就有一家小剧院的经理找到大仲马，他先是礼貌地脱帽致敬，并以“先生”相称，对大仲马说：“仲马先生您好，很荣幸见到您，我希望能买到您的剧本，只是我的剧院非常小，所以我最多只能出80法郎，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大仲马觉得这个价格实在太低，就婉言说考虑几天。次日，当地最大一家剧院的胖老板也来到大仲马的住所，他进屋后就自顾自地抽起一支雪茄，高傲地坐到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轻慢地对大仲马说：“小子，听说你完成了一个新剧本，我愿意出1000法郎买下，你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对吗？小子，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把剧本放在我手上来了！” “可是先生，我已经决定卖给别人了。”大仲马回答说。 “难道有人出的价钱比我还高？”胖老板惊讶地问。 大仲马说：“不！他只能出80法郎，只是他一见到我就脱下帽子称我为‘先生’，而不是跷着二郎腿叫我‘小子’，我卖给他的价格虽然很低，但我却收获了尊重！” 胖老板听大仲马这样说，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剧本，就灰溜溜地走了。随后大仲马真的就把《安东尼》剧本卖给了那家小剧院，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