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鲁是民国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著名天文学家。袁世凯称帝后，命令中央观象台赶印来年有洪宪年号的历书，并要求在历书卷首印上“洪宪帝像”。高鲁却顶着压力，一再坚持卷首不印“洪宪帝像”。历书印出来后，他又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发。是年3月，袁氏被迫取消帝制，此时，这批历书仍躺在仓库里，不久，即被全部烧毁。 高鲁除创办我国现代天文事业外，还先后任高级官职30余年。1947年，高鲁病逝，由于一生清廉。晚年他贫困潦倒，靠典当度日，去世后竟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的几案上发现了一块方形印章，上而刻着两个字：清白。 清白是坚守权力的原则，也是坚守人性的底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得问心无愧。

东汉光武帝时，董宣为洛阳令。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大白天杀了人，躲在公主府中，官吏无法逮捕他。一日，湖阳公主外出，那仆人陪乘在侧。董宣便候在路旁，等公主的车驾一到，就用力拦住，面斥公主过失，并将那个仆人就地处决。公主回去后，就哭告光武帝，光武帝为了让姐姐出气，召来董宣让他磕头谢罪。谁知，面对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和怒气冲冲的公主，董宣坚决不从。光武帝下令将他按倒，可他两手撑着地面，硬挺着脖子，死也不低头。光武帝无奈，也被其耿直所感，只得作罢。此后，董宣获得了一个“强项令”的雅号。强项，硬脖子也。

人类为什么会有从众心态？答案是：生存的需要。原始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恶劣，危机四伏。一旦某人发现危机并开始逃跑，其他人自然会跟着跑。既然大家都跑了，那“我”还会站在原地观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可惜的是，这些人已经被野兽吃掉了，这些勇敢者、思想者的基因，也从人类的基因库中彻底消失了。和几十万年前的人类相比，人类的文明已大大发展了，能力大大增强了，智慧也大大提高了，但心理情感的差别并不大。因而，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分析问题、辨清谣言，但仍禁不住会跟着跑起来。 如何避免“从众心理”的影响？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不是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遇到新信息，先别急着行动，冷静下来，判断消息的真假虚实，再做决定不迟。

东汉时，有一位名叫荀巨伯的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急信，说一位朋友得了重病。朋友远在千里之外，荀巨伯赶了好几天的路程。可是当他到了友人所住的郡地时，却发现此地被敌人围住了。他潜入城池去看望朋友，朋友对他说：“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来看望我。现在城被敌人围住了，看样子是守不住了。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破不破城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趁现在能想办法，你赶快走吧！”荀巨伯立刻说道：“你这是什么话？朋友有难当共之，现在大难临头，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自己逃命，我怎么能做这等不义之事？”敌人破城之后，一路打进来，挨户搜索，但见家家户户凌乱不堪，人皆逃走，却有一个院子井然有序，于是进去，见到了安坐的荀巨伯，大发威风说：“我们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你是何人，竟敢不望风而逃，难道想独当其锋不成？”荀巨伯对他们说：“你们误会了。我并不是这城里的人，到这里只是来看望一个住在这里的朋友。现在朋友病重，危在旦夕，我不能因为你们来了就丢下他不管。你们如果要杀的话，请杀我，不要杀我这位已痛苦不堪、无法救治的朋友。”敌人听了瞠目结舌。半晌，一位头领看了看手中的大刀，发言道：“哎，我们是一群不懂得道义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崇尚道义的地方胡乱闯荡？走吧！”敌人竟因此退走，一郡得以保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